去内蒙插队

　　写血书表决心

　　1952年，李银河出生在北京。其父是山西人，母亲是河南人，均为知识青年，抗战时相识于延安。革命胜利后随部队进京，后来被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李银河兄妹4人，她排行老末。“大姐比我整整大一轮，老三也比我大5岁。”现在回想童年，她感觉很幸福，“非常和谐，而且不缺玩伴。”

　　“我们家有一个特点，兄弟姐妹都是属于特别乖的孩子，学习特别好。”李银河说，每次考试，不管数学还是语文，自己都能力拔头筹，无一失手。

　　说起父母时，她盯着一旁若有所思：“在成长过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还是他们。” “父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像‘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之类。”李银河回忆，为了让自己明白这句话，“父亲还举例分析，说有一次报社开会，大家互相提意见，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同事说：‘我觉得你这个人有点虚伪。’后来父亲挺后悔的，他告诫我们，以后决不能这样做。”这些言传身教，对于十几岁的李银河来说，影响深远。

　　若干年后，当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她的某些观点大加讨伐时，人们很难看到她站出来反驳或者与之激辩，更多的时候，她会一笑了之：“如果我们对周围的人只观察，不批评，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如果我们总是尝试去欣赏美好的东西，而不去看丑恶的东西，那么我们一定会活得更快乐一些。”

　　1969年，李银河17岁，正是花样年华。然而，“文革”却把她裹进时代的洪流。本来是要被分到吉林去插队的，当她得知内蒙正在招人后，有些坐不住了。为了争取到去内蒙的机会，“我写了血书表决心。”在她看来，内蒙有军队编制，算是屯垦戍边，不像纯粹插队的知青。“就是当兵了嘛，我觉得挺光荣的。”

　　这一去就是3年。

　　“内蒙那个地方啊，风沙特别大，有时刚刚挖好的水渠，一场风沙就把它平掉，然后又得重挖，如此反复。”最让李银河无法忍受的是，她插队所在地位于河套地区，属盐碱地，农区亩产量仅70斤，但是下的种子就有30斤。“这种无收获的劳动说白了，是对人的一种折磨。如果说其中有什么正面意义的话，就是让我明白了社会，知道它和学校还有家庭是不一样的。这也算一种人生经历吧。”说起那段生活，她没有太多抱怨，只是摇头苦笑。

　　1974年无疑是李银河的人生拐点，因为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她被推荐到山西大学。“我从初一就开始停课，物理化学一天都没学过，最终进了历史系。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所以大学只念了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