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巨匠牛顿曾回顾自己的一生说，他就像是一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孩子，碰巧在海滩上捡到了漂亮的贝壳，距离发现真理的大海还差很远。这位以三大定律传世的科学家是如此谦虚，但他如果看到后世一些学术欺诈的案例的话，一定会气得突破地球引力限制，一蹦几丈高。因为有些“学界中人”，不但离海岸距离甚远，就连找到的“贝壳”都是伪造的。

　　学海无涯，靠弄虚作假或许能风光一时，可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就连牛顿晚年迷恋炼金术都被曝光，更别说那些学术骗子的伎俩了。在长期学术积累的基础上，国际学术界正在逐步形成一整套监管学术腐败的机制。真正的科学自然都是经得起证伪的，而那些伪造的“贝壳”在经历过一场场精心编制的骗局后，终究会被学术打假的火眼金睛看得一清二楚。

　　韩国 科研同事举报“克隆之父”

　　近年来，最著名的学术欺诈丑闻莫过于韩国的黄禹锡案了，这段案情有一个励志片般的开头，却收获了一个凄风苦雨的结尾，看着被人捧上云端的“国家英雄”一夜之间变成声名狼藉的学术骗子，不能不说是学术史上的一段黑色幽默。

　　1985年，32岁的黄禹锡前往日本北海道大学进修，这成为他事业的转折点。两年后，黄禹锡进修结束回到首尔大学任教授，正式开始其克隆方面的研究。黄禹锡带领他的科研小组在其后的十几年创造了多项第一：1999年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体细胞克隆牛；2002年克隆出了猪；2003年又首次在世界上培育出“抗疯牛病牛”。

　　此后，黄禹锡的研究重点逐步从动物转向了人类胚胎干细胞方面的研究。2004年2月，他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2005年5月，他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宣布攻克了利用患者体细胞克隆胚胎干细胞的科学难题，其研究成果轰动了全世界。

　　随着一系列丰硕成果的发表，黄禹锡头上被罩上了一圈耀眼的光环。他被不少韩国民众捧为领导韩国科技未来的民族英雄。2005年，首尔大学国际干细胞研究中心成立，黄禹锡担任主任；韩国政府授予其“韩国最高科学家”荣誉；他的名字出现在中小学教材中；黄禹锡不断出现在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和公开场合，成了韩国“国宝”级人物，甚至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镖服务。

　　然而，肥皂泡再漂亮也有被戳破的一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神话破灭的起因竟然和学术无关，而是伦理问题。2005年底，有媒体披露他的研究小组接受下属女研究员卵子用于研究，并向提供卵子的妇女提供酬金，违反了伦理道德。

　　随后，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指出黄禹锡论文中有造假成分，首尔大学随即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黄禹锡等人的办公室被查封，防止实验室里的材料外流。结果证实，黄禹锡研究小组2004年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干细胞研究成果与其2005年发表的论文一样属于造假，除成功培育出全球首条克隆狗外，黄禹锡“独创的核心技术”无法得到认证。

　　真相大白，“科技英雄”黄禹锡遭首尔大学辞退，韩国科技部决定解除与黄禹锡签订的有关研究设施的合同，收回政府提供给他的研究经费，所有部门都雷厉风行，没有丝毫遮遮掩掩，黄禹锡以比被捧红更快的速度被打落凡尘。

　　黄禹锡案之所以被揭穿，首先是有学校内部人员举报，只有科研组同事才会了解实情；其次是学校学术机构的及时介入，首尔大学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此事，《科学》杂志为了维护权威性，也积极参与证伪；再者是公众与媒体的积极参与，韩国民众一点都没给这位“最高科学家”留面子，在乱拳打死老师傅的舆论轰炸下，黄禹锡曾营造的假象一点点被抽丝剥茧地公之于众。这些直接为韩国在案后建立伦理监查机构并完善相关的法律及规定奠定了基础。

　　美国 贝尔实验室自查造假者

　　美国是世界上科技实力最强的国家，这一点看看近几十年诺贝尔奖得主的国籍分布就一清二楚。可研究并非三棱镜色散白光那么单纯，而是不乏浑水摸鱼者。

　　去年，英国《自然》杂志一篇调查文章称，在受调查的全美605家科研机构2012名研究人员中，约180人承认，他们过去3年都曾亲眼看见潜在的造假行为。192名发现同事造假的科研人员表示，曾报告过265起独立事件，其中多数造假行为都存在违反伦理道德的确凿证据。而在一系列学术造假事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贝尔实验室的“舍恩事件”了。

　　有着80多年历史的贝尔实验室是全世界科学工作者敬仰和向往的地方。作为工业实验室的最杰出代表，贝尔实验室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方面有惊人成就。贝尔实验室前后有11位科学家获得了6个诺贝尔物理奖，一共推出了2.8万多项专利，其中包括现在生活每天都离不开的远距离电视传输、数字计算机、晶体管、按键电话、数字调制解调器、通信卫星等。然而，这块几代科学家共同打造的金字招牌，却因舍恩一个人的学术造假而蒙羞。

　　学术造假的主角亨德里克·舍恩1970年生于德国，研究领域是凝聚态物理和纳米技术。1998年正式加盟贝尔实验室后，他在短短3年时间内，与其他20多位研究人员合作，先后在世界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学术论文80多篇，有一段时间舍恩平均每8天就发表一篇论文，被称为“火箭速度”。

　　更让人感叹的是，他的论文有很多是发表在顶级刊物上。如2000年，他在美国《科学》发表5篇论文，在英国《自然》发表3篇论文，全部是论文的第一作者；2001年，他又在《科学》发表4篇论文，在《自然》发表4篇论文，也全部是第一作者。《科学》和《自然》似乎争着发表他的论文，他很可能是在短时间内在这两份科学界最著名的杂志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这些论文涉及的都是超导等前沿领域，其中一些研究还被认为具有突破性。舍恩的成果产出率和重要程度，都远远超出大多数同龄科学家，他因此获得了三项奖励青年科学家的大奖，也被认为迟早会继承贝尔实验室的光荣传统，成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

　　由于舍恩在论文中表述的成果实在重大，因此全世界有上百个实验室都跟风试图重复其结果，或在其结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研究，但却无一能够成功，这让人疑惑不已。

　　2002年4月，有人透露舍恩2001年发表在《科学》的一篇论文和同年发表在《自然》的一篇论文的数据有问题，他们用的是不同的实验材料，实验测得的数据却完全相同。于是研究人员对舍恩其他论文的数据图做了核对，发现了更多问题：同一组数据还被用于2000年《科学》的另一篇论文中，舍恩的论文共有6篇有类似的问题。

　　舍恩对此答复说，他在写论文时用错了数据图，并登文做了更正。可质疑的火焰一旦点燃，就很难再扑灭了，有更多的舍恩论文被其他人怀疑有问题。贝尔实验室迅速做出反应，当即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委员会对涉及25篇舍恩为第一作者的论文的24项造假指控做了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舍恩没有做实验笔记的习惯；储存在计算机中的原始实验数据则已经被舍恩全部删除，据说是因为计算机硬盘空间不够；舍恩制造出来的实验样品或者已被扔掉，或者已毁坏，没法重新测量。

　　最终调查组认定，其中的17项造假指控成立。这是贝尔实验室77年历史上第一起科研不正当行为。接到调查报告的当天，丧失颜面的贝尔实验室总算亡羊补牢，解雇了舍恩。东窗事发的舍恩没有哪家研究机构愿意雇佣他，甚至他的博士学位也在2004年6月被康斯坦茨大学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