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迎来创作又一春

　　1984年，凌子风将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作品——《边城》搬上了银幕。拍摄《边城》时凌子风已67岁高龄，但当时沉醉在《边城》中的他依然要亲力亲为，反复选择每一处外景。凌子风深知，沈从文先生离乡多年，他笔下的故乡必然不是现实的湘西，凌子风除了要从现在的湘西找到最能契合作品人物生存环境的外景，还专门为此修建了白塔、老船工家和门前的草地、用缆绳引船渡河的野渡、吊脚楼。影片中的自然景色不是背景，而是影片的一个重要角色，它的存在似乎是为化解生生不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人的悲戚欢情。据与他多次合作的徐晓星夫妇回忆，《边城》初建组时凌子风导演常讲的一句话就是:“齐白石五十岁还能变法,我也要变法……”可见当时的凌子风清醒地意识到传统电影创作在新的电影观念面前必然要变革的命运，选择《边城》去改编就可见其变法决心之坚决。

　　作为一个改编者，凌子风最可贵的地方不是他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作品的“形”，而是他能透彻地领悟沈从文对自然和生命深刻体验之后的热爱、尊重、理解和宽容，于是诗意的自然环境与湘西和谐的生命形态自然地在银幕上呈现出来。

　　情窦初开的翠翠与二老表达情感的含蓄和迂回恰恰形成影片的“留白”，与湘西那块古老土地上的自然景色交融在一起，形成影片巨大的情感张力。在《边城》中凌子风避开自己擅长经营的戏剧化冲突，还“爱情”和“死亡”这些电影中最戏剧化的情节以生活的常态，即使情感积聚的地方也不去煽情，而是笔锋一转，让情绪融化在湘西那古朴宁静的风土人情中。翠翠与大老和二老的情感、大老和爷爷的死、翠翠冬去春来对二老的未知的等待，影片都删繁就简，处理得浓淡相宜又让人回味无穷。

　　《边城》实在是中国电影一个宝贵的尝试和可喜的成果，放在今天依然让人爱不释手，所以《边城》获得当年的金鸡奖最佳导演奖，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电影节获评委会荣誉奖实在是实至名归。该片也是这个时期凌子风导演生涯中的巅峰之作。

　　1986年，凌子风将许地山的《春桃》改编为电影。从凌子风的早期作品就能看出，为人物还原和铺陈真实可信的生存环境和生活场景，一直是凌子风影片最典型的特点，这次也不例外。老北京的胡同、蝈蝈笼、皇城根儿、热心又好事的邻里街坊和片儿警，衣衫褴褛的春桃那一声声“换洋取灯儿” 地道的收破烂的喊声，一下子就将春桃生活于其中的老北京社会底层的空间呈现出来。春桃可以说是中国电影银幕上一个相当独特的女性形象: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女子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生命中的两个重要的男人与自己共同生活。刘晓庆诠释的春桃更成为影片一个最大的亮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影坛，刘晓庆绝对是叱咤影坛的大腕，而刘晓庆在影片《春桃》中的表现，的确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明星将角色的生活和个性真正融入表演的踏实、朴实的风格。

　　《春桃》中可以看出，从《边城》开始的凌子风的变法并未中断。《春桃》也尽可能略去所有戏剧性的情节，比如春桃与刘向高和李茂的过去都是寥寥几笔，留下大量空白给观众想象的空间，把笔墨更多放在对人物当下生活状态的呈现上，影像上强烈的造型也给人深刻的印象，灰蒙蒙的清晨悠长的北京胡同里春桃早起的身影，故宫的红墙下春桃捡拾破烂时那渺小的身影，都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对造型的倚重既与凌子风早年学习雕塑和美术的受教育背景有关系，又与当时倡导用电影语言叙事的主张一脉相承。

　　1992年，绕巴镇的古朴民风又一次打动了75岁高龄的凌子风，李吉力人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被搬上银幕，更名为《狂》。恰如凌子风对“狂”字的解释:“好一个狂，狂乱的时代，狂男狂女，你狂，我狂，大家都狂，太好了，正合吾意也！”凌子风说，“那真是一个狂乱的时代呢，中国闹义和团，义和团刀枪不入，你外国人洋枪洋炮，我都不怕，正是一些个狂人”。这个“狂”字也正是凌子风性格和创作风格的写照。而当时刚刚毕业,从没在农村生活过的许晴将影片中那个旧时代里无畏反抗旧秩序的蔡大嫂敢作敢为的悍劲演得精彩到位，成为她最赢得专家认可的角色之一。

　　凌子风导演经常说他的影片追求的是个“味儿”，一种“气氛”和“情调”，从《红旗谱》浓郁的冀中平原乡土气息，《骆驼祥子》、《春桃》中的京味儿，到《边城》中湘西古朴民风的原汁原味，口味不同，却同样质朴、淳厚。这种味儿来源于凌子风将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艺术独特的理解真诚地融入到作品和人物的诠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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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子风，1917年3月生于北京。1938年到延安，编导的独幕话剧《哈娜寇》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学奖。1943年在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任教，1945年任华北联合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教员。1948年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导演，第一部影片《中华女儿》，获1950年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为争取和平自由而斗争奖。之后又导演了《红旗谱》、《骆驼祥子》、《边城》、《春桃》等新中国的优秀影片。

　　○摘自《传记文学》2009年第3期

　　于丽娜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