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胡兰成得了意，实在不犯着”

　　序中大量引用张爱玲与宋氏夫妇的通信，铺陈交待他们当初之所以不敢出版《小团圆》的来龙去脉。张爱玲起先在信中说出自己赶写出《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朱乃胡落魄台湾时的接济者、作家、宝岛文坛三姊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之父——张爱玲岂能任由自己的传记出自“无赖人”之口述，所以才决定自写一部自传体小说以正视听，同时也可谓对胡兰成前作《民国女子》中关于两人恋情的一厢情愿、沾沾自喜的描述的反击，但写完了却又“矛盾得厉害”，因为以两人“爱情”经历为重心的《小团圆》一旦出版，势必引发民间乃至文化界对张及胡的疯狂议论，“胡兰成现在在台湾，让他更得了意，实在不犯着”。

　　宋淇看完初稿后更是深感焦虑，“不要忘了旁边还有一个定时炸弹——‘无赖人’，此人不知搭上了什么线，去台湾文化学院教书，大写其文章，后来给人指责为汉奸，《中央日报》都出来攻击他，只好撤职，写文章也只好用笔名。《小团圆》一出，等于肥猪送上门，还不借此良机大出风头，写其自成一格的怪文？……洋洋得意之情都想得出来。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张爱玲早已去世，什么批评都不再可能给她切肤之痛”

　　1976年的政治时局与文化氛围又是何其肃穆死寂，《小团圆》虽似反击，千回百转却还是对汉奸文人的半生痴恋，所以宋淇当时怕张爱玲被“拖下水”绝非杞人忧天，他在信中着重“点醒”她说：“……官方默不作声，读者群众只听一面之词，学院派的辩护到时起不了作用，身败名裂也许不至于，台湾的写作生涯是完了……以上所说不是我危言耸听。”另外书中篇幅较多的极端赤裸的家庭隐私细节披露及性描写也与张爱玲以往作品的隐晦华美大相径庭，宋淇深恐毁掉她的“偶像”声誉，“从好的一方面说，你现在是偶像，不得不给读者群众好的一面看；从坏的一方面说，你是个目标，说得不好听点，简直成了众矢之的……恨不得你出了什么大纰漏，可以打得你抬不起头来。”

　　综合以上，原本“把心一横，写了出来”的张爱玲也决定放弃在当时出版《小团圆》。宋以朗在序言中认为当时最大的隐忧就是“胡会利用《小团圆》出版的良机而大占便宜，亦不会顾虑到张爱玲的死活”，但“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胡早死，“有关他的一切隐忧现已不复存在”，政治上的敏感度亦与当年“有天渊之别”“这重顾虑亦可放下了”。对于“有毁偶像声誉”的疑虑，宋以朗深觉今非昔比，“假如张还在生，且看到现时互联网上那些谈论她的文字，她便会明白当年的顾虑是多么微不足道了”，最重要的一句是“事实上她早已去世，什么批评都不再可能给她切肤之痛”，竟有些死无对证的意思。

　　宋以朗在序文最后摆出张爱玲于1993年回复给催促她出版《小团圆》的皇冠出版社编辑的信，信中说“《小团圆》一定要尽早写完，不会再对读者食言”，以明证她“根本舍不得销毁《小团圆》”。但无论如何，张爱玲在生前是否有愿出版此书便只有天知晓了，纵使她最亲密的挚友宋氏夫妇，至死也未敢令其问世，因其内容纵使放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足以令人惊得合不拢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