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对于他而言，现世的死并不是件可怕的事，在跟我们日常聊天时，他就体现出对生命轮回的认同。”孙理波对本刊记者回忆，自己最后一次碰到海子是在1989年3月18日，在学院路的老校区教学楼主楼大厅门口，当时海子手上拿着一张表格，气鼓鼓地说，“他们评讲师职称也不告诉我”，之后他就坐班车回昌平去了。

　　在去世前半年左右，海子曾与朋友、青年散文家苇岸讨论怎样死去才是有尊严的，苇岸说上吊太难看，海子说，最体面的死法是从飞机上往下跳。但他最终没有从飞机上往下跳。他选择了铁轨。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海子出事后，他的大学舍友刘广安与骆一禾一起赶到山海关，见到了海子的最后一面。“他死得很有尊严”，刘对本刊记者说。他记忆里的海子永远是个孩子：上学时，整个北大法律系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因为这孩子实在太小，15岁上大学，班上跟他一届的同学年龄比他大一截，班上组织去香山郊游，照相时，那位同学搂着他开玩笑，“来，咱爷俩照一张”。

　　西川在海子死后编辑出版了海子的遗作，他反复在海子创作于生命最后阶段的长诗里，体味他的孤独感，“《天堂弥赛亚》里的天梯，一个人在天梯上，上下四方都是黑暗，没有人，他在大声地喊，‘还有谁在？还有谁在？’——那是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感”。

　　在《死亡后记》一文中，西川推测了海子生命的最后轨迹。“海子大概是25日早上从政法大学在北京学院路的校址出发去山海关的。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他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

　　现在推算起来，如果那真是海子，那么他中午便应到了山海关，我想任何人，心里难处再大，一经火车颠荡，一看到大自然，胸中郁闷也应化解了。看来海子是抱定了自杀的决心。他大概在山海关逛了一下午，第二天又在那闲逛了一上午，中午开始沿着铁道朝龙家营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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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沿着冰冷的铁轨呼啸而来，车轮所过之处，一个时代无可挽回地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