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9年春节，查曙明没有那么多时间与哥哥聊天了。家里豆腐店的活很多，他们一家人差不多每天都要干到凌晨三四点钟，当然，这样的辛苦带来的经济回报是高额的，一个晚上能挣100多块钱，相当于那时海子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一个月的工资。

　　而在怀宁县，隔壁村的一些早早辍学的年轻人，早两年就去南方闯荡，靠卖软笔致富，每个月能往家里寄回七八百块钱。

　　很难说这没有对这位村里公认的精英人物造成一定的心理波动。1987年，二弟面临复读，三弟、四弟在上学，正是家里最需要钱的时候，海子曾经跟父亲提出想辞掉教职出去闯一闯，跟北大的同学一起南下海南办报纸，但遭到了父亲查正全的坚决反对。

　　在父母和弟弟们忙碌或者睡觉的时候，海子像一个旁观者般，保持着自己的生活节奏。他的一天这样度过：查曙明凌晨三四点回到家，他还在看书或者写作；等到早上家里人出门干活时，他睡到十一二点才起床，拿着稿纸，坐在门口，若有所思。他的脚下，往往有几张揉成团的废纸。

　　母亲心疼儿子，“你都是大学老师了，不用这么用功了”。海子只是笑笑。

　　这次回乡之行，给海子留下的感觉并不好。回到北京后，在3月11日，他从中国政法大学昌平校区坐班车来到数十公里以外的北京市内找西川，谈及这次回家，他感慨道，“有些你熟悉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你在家乡完全变成了个陌生人！”

　　海子对西川的描述中，1989年的故乡有一种诗意的伤感：“你们城里人看到农村麦浪滚滚，实际上要真正感受农村，必须在麦子割了以后，满地的麦茬，那个时候你站在地上，天快黑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地是一片荒凉。”

　　在此之前，或是之后的几天，海子来到位于北京市内的《诗刊》编辑部，找到他的朋友、《诗刊》编辑王家新，描述他的一个发现：黑暗不是从别处，是在傍晚从麦地里升起来的。

　　提及海子反复说到的这个意象，西川不胜唏嘘，因为在这次交谈后的15天后，就传来了海子自杀的消息。

　　三

　　坐在中央美院的办公室里，西川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起海子生前，其诗歌的边缘化：在正规的刊物里，只有骆一禾担任编辑的《十月》、内蒙古的《草原》等寥寥几家刊发过海子的几首短诗。

　　个中原因，西川认为，“海子的抒情短诗和史诗，与80年代后期诗坛的现代主义趣味完全相反，这有点像他喜欢的诗人、同样因自杀而死的叶赛宁，叶赛宁的诗歌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主流抒情方式也不同”。

　　1989年，在沈天鸿的家里，海子向他反复抱怨，“他们都说我写的诗不是现代诗”。沈回答他，“你写的本来就不是现代诗”。作为海子的好友兼诗评家，沈天鸿认为，海子内在的那个自我是农耕文化的血统，这也是他诗歌中的意象、情感只可能属于乡村、古代的原因，“他是在为一个不复存在的文学传统唱挽歌”。

　　此前一年的3月，在北京诗歌圈并没有获得承认的海子，带着自己的长诗来到四川。海子到达成都时，住在四川诗人尚仲敏的家里。21年后，尚仲敏在电话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及的记忆里的海子，就像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形象：头发很长，留着络腮胡子，穿着一身蓝色牛仔服、牛仔鞋，背着一个书包，外表时尚而叛逆，本质上却是个内秀甚至羞怯的年轻人。

　　尚仲敏当时在成都一所电力学校教书，有一间房子，一张床，在大概一周的时间里，他几乎与海子朝夕相处。白天他带着海子去拜访成都诗人，杨黎、万夏、翟永明⋯⋯到了晚上，两个人买些下酒菜，就着1.1元1瓶的沱牌曲酒通宵达旦地长谈，有时一起打坐、冥想，试着用意念和禅语交流。

　　海子从书包里掏出了一部一万多行的长诗，这首诗让他联想到但丁的《神曲》——在庞大的、迷宫一样的结构中，充满着神话与宗教的意味。尚仲敏能从中感到海子非同一般的自我期许，“他有那种承受人类苦难，做人类拯救者的英雄主义情怀”。

　　与此同时，尚也从中感到了“一种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他把自己内心的不安写成一首诗《告别》给海子：生命琐碎，诗歌虚假无力/我们痛恨的事物日新月异。

　　这也预示了两个人的分歧：尚仲敏在90年代毅然弃诗从商，而海子则永远留在了那个“虚假无力”的诗歌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