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年在编辑部大会上极度兴奋，继而紧张、沉重，说:关于文风问题自己深有所感，对自己的文风也很不满意。……现在毛主席批评我们了，我再也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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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1月26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期上，刊出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再批判》特辑，信中，毛泽东批评主编张光年等“文也不足”，“宜加注意”。

　　张光年在编辑部大会上极度兴奋，继而紧张、沉重，说:关于文风问题自己深有所感，对自己的文风也很不满意。自己肚子里的货色少，写出来的文章空，一片衷忱，满纸呆相，相当苦闷。又说，我们《文艺报》，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不少，洋八股、党八股积重难返，问题相当普遍。现在毛主席批评我们了，我再也坐不住了。

　　张光年决定召开大型座谈会，广泛邀集知名作家，为改造文风大造声势。

　　为了开好座谈会，张光年编选了一份内部资料《毛主席论文风》，收入毛泽东有关的批示和讲话，很觉新鲜，编辑部如获至宝。这份资料选自1956年初出版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对于编选《高潮》一书，毛泽东异常兴奋，对田家英说，书出版了，我很高兴，1949年全国全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编书时，毛泽东激情满怀，认真修改文字，给大部分材料重新命题，把冗长累赘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从而“突出文章的主题思想，引人注目”。如把《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31字的标题压缩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9个字；把《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改成《看，大泉山变了样子！》。

　　但这份材料更多征引的，是《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毛泽东把他此前在杭州会议上关于工作方法两次讲话，以及南宁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整理成文，形成文件，下发执行，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张光年很快获得这份文件，发现其中关于文风的几条意见非常精辟，立即编入这份会议内参，特别注明:只许参考、不许引用。其中有关于开会时应统一观点和材料的意见，也有直接谈论文风的意见。如:

　　“(三十七)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这样的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问题，这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看这种文章是一场大灾难，耗费精力又少有所得。一定要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作经济工作的同志在起草文件的时候，不但要注意准确性，还要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不要以为这只是语文教师的事情，大老爷用不着去管。重要的文件不要委托二把手、三把手去写，要自己动手或者合起来作。”

　　“(三十九)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

　　“(四十)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四十一)学点历史和法学。

　　“(四十二)学点文学。”

　　“(四十七)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成。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的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

　　……毛泽东关于文风的言论，对于习惯八股腔的作家说来，无异是一副清醒剂。

　　张光年让我们带上这份资料分头约请作家与会。

　　任务布置下来，编辑部立即行动，我们登门拜访有名望的老作家，听取意见，邀请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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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望老舍，是我的一大幸事。

　　文联大楼对面是灯市西口，再往里是丰富胡同19号，老舍的寓所。老舍家离文联大楼很近，安步当车，来来往往，开会或看演出，我常遇见。在礼堂看演出，他靠在舞台对面的后墙上，双手固定在拐棍上，聚精会神，面带微笑，问他对我们秦腔的印象，他问:“是鲁迅题写的‘古调独弹’吗？”说他喜欢，他对地方戏很熟悉。老舍非常随和，微笑永远挂在脸上，是个能让你近之即温的小老头。

　　进得家门，满院子的花儿，像是要迎上来包围客人似的，进到客厅，仍然是花的世界。老舍就便谈起花来，说报纸的副刊就是一束花，是正席之前的拼盘，正餐上来之前先上拼盘，什样锦，一菜一个样儿，边吃边喝边聊，引人入胜。副刊以杂文为主，杂文也是花儿，五颜六色。(言下之意，神态各异的文学艺术何尝不是如此？此刻我想起，难怪老舍正面墙上悬挂着他自己诗句做的对联:“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后心愿半庭花。”)

　　文风问题使他兴奋起来，滔滔不绝。我提到去年刚在《收获》创刊号上发表的《茶馆》。《茶馆》发表后，带来一阵惊喜，但是后来彩排请有关部门审查时，聚讼纷纭，包括领导人之间，褒贬相去甚远，也有主张禁演的，理由是《茶馆》为封建社会唱挽歌，遗老遗少满台飞，没有什么进步意义。我说，我们编辑部的同志可喜欢《茶馆》了，张光年称赞说:“《茶馆》，好剧本啊！”《文艺报》还开会讨论过《茶馆》，均持热情支持的态度。我说，《茶馆》里的语言好，人物活，绘声绘色，读来舒服，对白简直绝了:“大英帝国的香烟，日本的白面，两大强国伺候我一个人，福气不小吧？”“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看多么邪门，好容易有了花生米可全嚼不动！”难怪李健吾说:“老舍真厉害，用最简练的语言，最简练的动作！”陈白尘说:“全剧3万字，写了50年，70多个人物，精炼的程度真是惊人！”

　　老舍冲着我微笑，耐心地听着，然后说了句:《茶馆》这会儿正排练，准备上演。

　　我转达编辑部的意见，请老舍出面主持会议，他满口答应。他问还有谁参加，我介绍一位他点一下头，当听到侯宝林也在邀请之列时，老舍笑了，连说:“好啊！好！”

　　侯宝林家住北海后门东官房一带，我登门求见。提起文风，侯宝林饶有兴趣，每举一例我笑一回，有时失相，前仰后合，他却一本正经。他表示愿意到会。后来下乡，没有来成。

　　虽然《再批判》狼烟再起，作家们对文风问题依然饶有兴味，猜想此举是上面的意思，也许领导的兴趣逐渐要向创作方面开始倾斜。开会讨论文风，作家没有不热烈拥护的，表示满肚子的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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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地点设在文联大楼地下室的文艺茶座(“文艺茶座”在1957年时是《文艺报》杂文专栏的栏目名)，开会时间是1958年2月15日下午。

　　座谈会是因毛泽东修改《再批判·按语》对文风提出批评才召开的，可是会上不便于公开毛的原话。信里，他批评张光年等三位正副主编“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又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这些话不便公开，但此次会议却是对毛泽东这封信的积极响应和表态，所以，张光年在会上发言时，迂回地引述了一下信的内容，公开发表时另写了一稿，注明“书面发言”。张光年的“书面发言”十分巧妙:“评论文章，首先要求判断准确，言之有理，有说服力。文章写得生动些，群众化些，才能在群众中发生应有的效果。可是返躬自省，很惭愧。我们写文章，政治性不足。我们是搞文学的，文也不足。我们的文章平淡无味，不足以引起读者注目。我们拿起笔来打敌人的时候，往往用语太直，用字太硬，形容词太凶，离开‘恶毒的诽谤’、‘猖狂的进攻’之类的词句，似乎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字面上尖锐，实际上没有力量。这说明我们的头脑僵得很，我们还没有从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因此，需要整风。今天的会，请了好些名师来，帮助我们这些文风上毛病很重的人来一次整风。”巧妙地渗透，为了忠实地传达毛泽东关于文风的警告——“引起读者的注目”。

　　出席会议的“名师”是:老舍、臧克家、赵树理、叶圣陶、谢冰心、方令孺、宗白华、林庚、吴组缃、陈白尘、朱光潜、王瑶、郭小川、胡可、陈冰夷、李希凡、戴不凡、张真、凤子、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

　　座谈会由老舍先生主持。老舍说:“要为人民服务，就得说人民的话，写出来人民看得懂，爱看。”臧克家说:“毛主席写文章、说话都不落常套。他不说‘社会主义一定胜利’，而说‘东风压倒西风’。他不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而说‘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应有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这样说法生动新鲜而又活泼。‘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些话情意俱到，多么富有文学意味！”赵树理说:群众把“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唱成“自由之神在宗清阁上。”侯宝林讽刺我们有些话剧的对白和腔调:“天哪，你让我怎么办哪！”(学侯的腔调，众大笑)老舍说，在苏联告别宴会上，一定让我讲话，我说我是家里最落后的人，拿俄语来说，孩子们全会，就我不会，他们笑我，我只好说:“我是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的副会长！”这下子才恢复了父亲的尊严，上台拥抱我。如果我上去说“为什么什么而斗争”，人家不能不鼓掌，但多少有点“鼓”不由衷吧！(全场大笑，长时间的活跃)吴组缃编了几句念给大家:“四大皆空，一窍不通。装模作样，言不由衷。词句别扭，章法雷同。废话连篇，术语无穷。千山万水，雾闭云封。”朱光潜在谈话里专门批评了洋八股。

　　座谈会发言公开发表时，张光年拟了一个出奇醒目的标题:《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本刊举行文风座谈会，大家起来声讨八股腔》。我心想，光年同志啊，毛主席刚刚批评你写的按语“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你现在的这个题目，不是又写长了吗？

　　1958年年初，反右斗争仍在进行，《文艺报》此次会议虽然轰动一时，结果却难以深入；反右斗争如火如荼，“八股调”的讨伐反而吃香，大报大刊上的文章求“狠”不求“准”，不但置“准确、鲜明、生动”之于不顾，而且“用语太直，用字太硬，形容词太凶”更硬更凶。“观点”比什么都重要，哪里顾得上什么“材料”、什么文风！

　　文风问题，不堪回首，50年来，困惑久矣！

　　当然，不仅仅是文风问题。一当作家明白文风服务学风，政风管着学风，根子都在党风，并且发现实践检验着党风、政风和学风，文风本身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时，文学已经进入新时期。装腔作势，借“无限忠于、步步紧跟”和“斗斗斗”吓人的一套成了过街的老鼠。不进行文风改革，文学只有死亡。

　　碰过不少钉子之后，漫说那种“在什么的什么下”、“取得了什么的什么”、“难道什么是什么的吗？”等等的强词夺理应当休息，一脸杀气、故作危言的招式也应极力避免，而代之以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和亲切平等的对话。在多元互补共进、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作走势下，不妨再表现得人性化一些:平和自如，理趣盎然；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自圆其说，要言不繁；入耳入脑，先求清通后波澜。若能以片言警策醒豁耳目，那才真叫不枉今生“老成精”了。

　　唉，谈何容易！

　　作者：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