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不过是风中的一掬尘土

　　杨禹

　　《我的团长我的团》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这增加了娱乐圈的谈资，却降低了“团长”自身的厚度，令历史的端倪前进一尺，又后退一丈。

　　即便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崭新合作开启之前，滇缅抗战的历史，也并未被完全尘封。但被锁住了咽喉的喘息，终归不整。两岸对同一段历史的认识隔阂，在两党的共同智慧下，终渐消弭。“团长”生于此时，注定了要将岁月的风尘扬起。然而，一段喧嚣过后，如被微尘迷眼，才殊为可惜。

　　“团长”和他的士兵们，自始至终，保持着兵痞的服装、发型、做派和语言。这引起了远征军老兵们的愤怒。其情可谅。两次远征，当时的抗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是举国之精锐。第一次远征虽然败退，但溃乱只是一瞬，重整迅即展开。之后的两年练兵、一朝出征，全部是驼峰航线空运来的美式装备，经上千美军顾问整训，又经国内名将统领，军容严整，士气可敬。彼时的远征军，不仅同仇敌忾得令日军生畏，其足壮国威之声势，亦令全国振奋。

　　按历史的常识推断，“团长”里的兵痞造型，也不见得就没有真实样本。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甭管黑猫白猫，军容严整的猫还是歪七扭八的猫，抓到耗子、打跑鬼子就是好猫。但就如对“新闻真实性”的定义一般：在“局部的真实”与“整体的真实”之间，不能简单地勾画等号。30万人的远征军里，或许包容着千八百人的兵痞造型。但当后人重启历史之时，偏就选这千八百人作为群体的代表。这符合局部真实，却有违整体真实。“团长”创作者与愤怒老兵们，之所以势如“鸡同鸭讲”，关键就在此处。

　　凭《万历十五年》而风靡两岸史学界及文艺青年界的黄仁宇，就曾经行走在远征军的队列里。他和他所在的新一军，经在印度的卧薪尝胆，终于能壮士从无畏，一路凯歌还。如果说“团长”里不乏投笔从戎的学生，那么真实历史中的黄仁宇们，远非一个孟烦了所能映射。年轻的黄仁宇在缅甸的丛林里大腿负伤，但他始终是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他所在的新一军，以自身伤亡12000人的代价，击毙了33000名侵略者。这被史学界认为是二战亚洲战场上，一支反法西斯部队所能创造的最佳战果。

　　以新一军为代表的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传奇。“团长”构建于这段历史，却遗憾地只从历史舞台的大幕边溜过，把台上的诸多好戏，谦逊地留给了从今以后的那些创作者。

　　戴安澜，不值得后人拨冗拿出几个夜晚来对着屏幕回忆么？这位第一次远征军中的200师师长，迎着溃退的英军，在缅甸的败局中逆流而上，阻击悍敌。他在身负重伤后，被部下从泥沼般的丛林中，背向祖国的方向，而最终客死他乡。一时，国人同悲，毛泽东亦为其题写挽诗。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这些远征军里的将领，带着他们的部下，竟日苦战，马革裹尸。他们带出的这些抗日部队，随后在三年国内战争中迅速瓦解于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其中，又富含着多少命运的玄妙，历史的逻辑，与时代的力量？

　　滇缅抗战，不只有血、汗和泪水。这个舞台上还拥有着戏剧大师也无法尽数的阳谋与阴谋。在第一次远征军的惨败中，类似于“团长”花费13集数之多所描绘的溃退，不过是沧海一粟。这场在异域留下了数万忠骨的溃败，除了军队战术层面的失误，更多地决定于彼时蒋氏国民政府与美、英等盟国之间貌合神离的复杂关系，相互掣肘的利益纠结。表现这段历史的难度，要远远高于表现十二三个溃兵之人性与机缘的难度。站在“团长”面前，你会觉得它选择了一段厚重的历史为衬托。站在那段历史面前，你会发现，“团长”和它背后的兰编剧、康导演，其实是选择了避重就轻。

　　也许，这也叫举重若轻吧。“团长”的创作者，以这个群体所做的值得尊敬的努力，至少是掀开了大幕的一角。不能要求他们必须从这出大戏的最高潮切入，也不能要求他们必须担负起历史学家的职责。他们的手中，只有几个新锐的演员和舞台戏剧的表达习惯。他们无力去为那段历史做新一轮的盖棺论定。“团长”的价值，或许在于，它挑破了一层窗户纸。随后必然有蜂拥追随者。后者能否吃得下这格外厚重的题材，比即将首轮播完的“团长”，更值得我们关注。

　　放轻松一些，“团长”不过是风中的一掬尘土。扬起来或许能迷一下眼，扬过了，也不过就是一段新起的云烟。对它的期待，宜恰如其分；对它的关注，当适可而止。云南边陲，怒江之畔，高黎贡山之巅，今天早已不只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曾倾命相搏的旧战场了。

　　告诉你，那里的人们此刻最关心的是：怒江的水电开发，会不会破坏那里的环境？不搞水电开发，怒江人、保山人、腾冲人，怎么活？孟烦了他爹曾经苟且偷生的和顺镇，团长和他的士兵们曾经插科打诨于其间的大森林，怎么在人与自然的博弈中，度过一个崭新的世纪？

　　解答历史，需要现实中的勇气。解答现实，则需要有驾驭历史的气魄，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