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上周刊出专题《当我读村上时，我读些什么》，邀请村上春树中译版的译者林少华梳理“林译”20年的起承转合，试图解读最近因更换中译者而卷土重来的“村上热”。期间，本报记者也与旅日学者李长声取得联系，李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编辑《日本文学》杂志期间，曾以专辑的形式介绍过村上春树，他对村上的理解颇为不同。

　　我没读过林译村上

　　新京报：你认为林少华译夏目漱石、译《在世界中心呼唤爱》，跟他译村上春树的行文风格，是不是一样？

　　李长声：我没读过林少华翻译的村上作品,更没读过《在世界中心呼唤爱》原作或译本,无从谈起。倘若同一译者翻译有云泥之别的两个作品,读者读来却一个味儿,那当然就说明没译出原作的风格,而只有译者的风格。林译在本土化上大功告成,译笔很合乎某个读者层的趣味,跟上了时潮,结果读出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村上春树。村上走在北京街头, 那张中学生似的面孔,我也许能认出他,但若被完全装束成中国人模样,恐怕就认不出来。

　　新京报：你认为，如果先撇开村上的文学价值不谈，村上在中国的传播，就一个“林译”足够吗？

　　李长声：翻译,有比较有鉴别才能发展,但受制于作者权益,而且出版是商业,通常一个作品不会有几个译本,除非著作权过期,比如《菊与刀》译本出了好多。村上春树属于个别现象,一般不会有出版社买下某作家大部分作品的版权,也不会争抢着翻译。你译这本,他译那本,自然就可以比较好坏,鉴别高低。从提高翻译水平,丰富翻译文学来说,多些人翻译村上春树应该是好事。当然,一个人专门翻译某个作家,或某类作品,有助于翻译水平的提高。

　　对村上不仅是误读

　　新京报：你提过，村上春树也许是被中国读者“误读”为小资了的。最近，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接受文学奖的颁奖时做了一番演讲，说这些话时的村上，未必是他的中国读者所了解的。在你看来，怎样读村上春树是更客观全面的呢？

　　李长声：读小说是各有所好,不可能读得客观。现在的书本常见开卷有“导读”,那么,这个“导读”有责任把作者及作品介绍得客观而全面。译者好把自己翻译的作品捧上天,他发现了天才似的,或许他本来就不了解,或者他知道了不说,给作者当托儿,更好像批评了作者就是批评了自己。这就是误导,还不如不导。现在翻译书,似乎有两条捷径,一是听说原地畅销,抢过来翻译,再是把台湾翻译出版的拿过来。这两种捷径都可能让译者或编辑不去好好了解作者或作品。

　　新京报：日本人怎么理解村上的？

　　李长声：关于村上,日本有不少反面意见,出了一些书,但媒体多不予报道,跟着主旋律,也免得招惹村上的村民们。东京大学的教授对村上文学有捧的,也有打的,譬如小森阳一,写了一本《村上春树论》。

　　小森阳一指出村上的文本策略是闪现历史记忆,然后归因于无可奈何,从而抹掉记忆,轻松地获得解脱。村上的“蛋对墙”之说,不正是一种无可奈何吗?他在耶路撒冷讲了一通很空泛的话,甚至有点得便宜卖乖的味道。他明确告诉以色列,他并不是去抗议战争,而是太多人建议他不要去,他就偏要去。又说,他不赞同任何战争,不支持任何国家,当然也就不单单针对以色列的战争。而且,“不管墙有多么正确，蛋有多么错，我都会站在蛋这一边。”好像说,我就这么个倔脾气,属牛的,今年正好是牛年。哪怕是臭蛋,他也要站在蛋一边,为什么?是为了作品的价值,站在墙那边的作品有什么价值呢。或许去耶路撒冷离诺贝尔奖又近了一步,但弄巧成拙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