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容于丹再污庄子

　　——为韩美林批于丹一辩

　　-肖鹰

　　周杰伦的歌，援用传统文化元素，正如其援用流行文化元素，其宗旨只在娱乐，其效用也只在娱乐。它对于传统文化的意义，不在宏扬，而是消解，因为在其似是而非的挪用中，传统文化的纯正性和完整性被肢解和取消了。换言之，传统文化在周杰伦的歌唱艺术中，只是一种被肢解、拼贴的娱乐元素。于丹声称“我认为周杰伦和方文山，某种意义上，跟我做的事情是殊途同归的”，我相信于丹在此说了一句真话，因为她使用了同样的娱乐化原则把《论语》和《庄子》带入当今中国的大众娱乐市场。

　　日前，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在政协会上直言：“我从前挺崇拜她于丹的，突然她蹦出一个她喜欢周杰伦，这下子绝对灭了我喜欢她的想法。因为你天天讲庄子，孔子，你突然一个周杰伦！你讲庄子，庄子不是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你怎么喜欢一个大喊大叫的？在那儿弄这一套！那是音乐吗？那是杂耍！……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你讲着我们中国传统的东西的时候，你讲到美学了没有？你知道庄子里面有多少美学吗？你假如知道的话，你就不会说这个话！”韩先生此言一出，即刻被媒体冠以“炮轰某某”的名号炒作为又一个媒介热点。

　　韩先生以72岁的高龄发出此肺腑之言，其中虽不免长者偏激之语，但言之谆谆，义之切切。于丹依然故我地“高姿态”回应韩先生的批评，她对媒体说：“一般人年纪大了，地位高了，就容易口是心非，评价熟人时更是如此，但韩老师一直都在说真心话，从喜欢我到不喜欢我，现在在发言中替我痛心，一点都不做作，这很难得，我能感觉到他的诚意，老爷子真可爱，希望广大读者不要为难他。”(徐力：《韩老真可爱大家别为难他》，成都晚报，20090314)

　　作为后辈，我钦佩韩美林先生为中国文化的健全发展大义直言！我曾有幸在一项文化活动中与韩先生数日相处共事，他真是一个“不失赤子之心”的“可爱的老爷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韩先生的可爱，就将他针砭时弊的严肃批评打入娱乐文化的冷宫。是也，非也，我们应当认真辨析。

　　周杰伦与庄子美学

　　首先把周杰伦与庄子(国学)扯在一起，不是韩美林，而是于丹本人。她在2007年底央视《面对面》接受记者王志访谈时，宣称“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热爱周杰伦”，并说：“现在有很多人把周杰伦跟传统文化对立起来问我，说我们年轻的孩子都去听这种流行歌曲了，然后你再讲《论语》、讲《庄子》，你怎么样才能用这种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去影响现在的孩子，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们，我认为周杰伦和方文山，某种意义上，跟我做的事情是殊途同归的。”韩美林应当是听到于丹如此说法后，才产生了对她是否懂得庄子美学的质疑，因为他认为真正懂得(认同)庄子美学的人，是不会欣赏周杰伦的。

　　庄子的美学，作为中国古代的“纯艺术精神”(徐复观语)的发源，其精神义理是极丰富深邃的。就此，我们只可举出其核心要义。庄子美学的宗旨，是“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人间世》)，即以体认天地万物的根本“道”(气)为旨归。因此，一方面，他在万物统一于道(齐物论)的基础上持审美相对论，即所谓“厉与西施道通为一”(美与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以虚静澄明的心灵烛照天地，从而透现宇宙最深刻而静极的本体。(“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庄子·天运》)依此审美精神，庄子的审美趣味，反对刻意雕琢修饰，主张“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朴素”的美感。这朴素的美感，是“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而成，因此“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简言之，以自我的“虚静之心”，观照天地间“素朴之美”，是庄子美学的要义所在。徐复观先生认为庄子追求的是一种落实于人生的“纯素”之美，这种美体现于艺术，是由中国的水墨山水画为代表，实为精到之见。(《中国艺术的精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

　　周杰伦的歌唱艺术表现的是与庄子美学旨趣相异的另一种世界景象，是当代人格的最终孩童化的“青春自我”，即是无历史记忆的、纯粹感性的、碎片化的自我的世界景象。这是一个非中心化的、任意感觉和游戏着的“青春童心”，他的眼睛不是为认识世界、而是为将世界中的一切景物“再现”为琐碎而新奇的梦象而存在的。波德莱尔说，这种漫游症式的“再现”将我们带回到神话般的“童年时代”：“儿童看什么都是新鲜的，他总是醉醺醺的。儿童专心致志于形式和色彩时所感到的快乐比什么都更像人们所说的灵感。……儿童面对新奇之物，不论什么，面孔或风景，金箔，色彩，闪色的布，衣着之美的魅力，所具有的那种直勾勾的、野兽般出神的目光应该是出于这种深刻愉快的好奇心。”(《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作为当今最流行的青春文化偶像，周杰伦就拥有这样一双孩童化的眼睛，在这双眼睛中，无论神秘的历史传说、古老的童话，还是当代生活景观，都被从它们的时空语境中破碎出来，变成了飘荡在无座标的形象世界的文化碎片。周杰伦眼中的世界，是一个混乱无序而奇特无限的世界，他用他的呓语式的童声风格的歌唱将我们引入这个世界，让我们在与无时间的碎片图像持续的意外碰撞之中享受儿童式的惊喜。周杰伦的歌，有这几个感性特点：词缺少文意的连贯性，“前言不搭后语”；全曲无调性的叙唱调与古典抒情乐句的杂糅；低迷的梦呓式的吟唱夹带着亮丽的高音歌唱。这种歌曲风格，不仅是一种中西古今乐风的碎片式的杂合，而且将一切可感觉之物都变成了儿童眼中的“意外的惊喜”。(参见肖鹰《青春审美文化论———电子时代的“青春”消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相对于庄子的“虚静之心”，周杰伦的是“浮荡之心”；相对于庄子的“朴素之美”，周杰伦的是“炫惑之美”。因此，韩美林说一个真正认同庄子美学的学者不会同时欣赏周杰伦的音乐，是理在其中的。

　　如果就广义的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周杰伦的歌唱艺术虽然糅合了诸多传统艺术元素，但并没有表现出在精神上与中国文化的趋同或对之作宏扬。庄子说：“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庄子·人间世》)不独庄子及道家美学，孔孟及儒家美学同样追求艺术精神及其表现的纯粹性和一致性。荀子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荀子·劝学》)。这种追求“纯粹完全”的审美理想，实际上是世界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审美精神。周杰伦的歌曲作品，从作词，到作曲，到表演，都表现出跨时空、跨地域和跨文化的杂糅现象。他的词作者方文山，被媒体誉为“当今第一大词人”。如果此说仅指他的歌词创作中糅合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语汇和意象，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此说指他在当代文化中传承或创新了中国词曲艺术，则不能服人。他的词创作有三个特点：第一，戏仿唐宋诗词中的颓废感伤情调；第二，时空错乱的意象堆砌；第三，文夹白的非逻辑的语言组合。《菊花台》当属于方文山词作中最近于唐宋词格调的一首歌词。《菊花台》前两段是：“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地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香*随风飘散你的模样。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事静静躺*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双。”其中，“惨白的月”，与“雨轻轻弹”如何相配？“花落人断肠”，又怎能“我心事静静躺”？以王国维评词的标准论，《菊花台》既未获神理(写景状物未能真实传神)，又缺少寄兴(不能传达言外的精神意味)，它给予听众的只是似是而非的意绪漂浮，实无境界可言。(此歌词情意与宋徽宗赵佶的《燕山亭》一词相近似，但两相比较，就可深感赵佶感怀人生游离的沉痛凄楚的境界)

　　周杰伦的歌，援用传统文化元素，正如其援用流行文化元素，其宗旨只在娱乐，其效用也只在娱乐。它对于传统文化的意义，不在宏扬，而是消解，因为在其似是而非的挪用中，传统文化的纯正性与完整性被肢解和取消了。换言之，传统文化在周杰伦的歌唱艺术中，只是一种被肢解、拼贴的娱乐元素。于丹声称“我认为周杰伦和方文山，某种意义上，跟我做的事情是殊途同归的”，我相信于丹在此说了一句真话，因为她使用了同样的娱乐化原则把《论语》和《庄子》带入当今中国的大众娱乐市场。当然，她声称自己与他们是“殊途同归”不够确切，因为三人的策略一样、技巧一样，不同的只是使用的媒介不一样：方文山使用歌词，周杰伦使用歌唱表演，于丹使用演讲语言。准确讲，在把传统文化娱乐(愚乐)化的道路上，于丹只是步周杰伦的后尘而行者，她以周杰伦为偶像，的确如其追捧者所说，是于丹的“诚实”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