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之摹仿《神曲》

　　通过追溯老舍与但丁的文学联系，笔者认为老舍的代表作《四世同堂》是摹仿但丁的《神曲》。

　　两部著作的创作目的一致

　　《四世同堂》与《神曲》一样，是在作者有了政治活动的经历之后创作出来的。但丁在《神曲》中把自己的政治对手放在地狱中让其受到严厉的惩罚，对佛罗伦萨的政治黑暗的揭露，对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向往，教权、君权应分离的政治主张等都与但丁的从政经历特别是政治斗争失败的一腔悲愤有关。但丁游历三界始于1300年复活节前一周，这也是他正式从政的开始时间，也是他人生的两大转折之一。而《四世同堂》的创作也很大程度上与老舍在“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敌宣传活动有关。此前的老舍正几次设法摆脱教职，专心只做一名职业作家。抗战爆发后，老舍只身逃出济南参加抗战。此后，老舍在领导“文协”的工作中日益加深了对民族文化和国家命运的思考，这些都融入到《四世同堂》之中。《四世同堂》开篇即写“七七事变”，北平危在旦夕，而老舍也是在“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战，这也是他的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极大地影响他的思想和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神曲》和《四世同堂》都是作者对各自的民族、国家有了深刻认识之后创作出来的，其中寄托了作者对自己民族命运的思虑与关切。

　　两部著作的结构相似

　　《四世同堂》采用了《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的结构。《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结构充满了基督教的象征含义。《四世同堂》虽然也采用了《神曲》的“三部曲一百章”的结构，其中不乏基督教象征含义，但老舍采用这一结构还表明他期待中华民族经历过抗战的磨难后能像但丁那样获得新生。

　　此外，两部巨著都是以人物的心路历程为线索结构全篇的。

　　《神曲》以第一人称手法象征性地描写但丁自己在“人生的中途”(即35岁)于复活节前的一周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并遇到象征“贪欲”、“野心”和“逸乐”的“母狼”、“狮”、“豹”的阻拦。危急之中，象征哲学或理性的维吉尔受贝雅特里齐之托来救助但丁，并引导他游历了“地狱”、“炼狱”；此后，象征着神学或信仰的贝雅特里齐又引导但丁飞向天堂；最后，但丁在贝雅特里齐的引导下瞻仰了基督的圣像。可以说，但丁以自己的灵魂在梦幻中游历“三界”来贯穿全篇。《四世同堂》则以第三人称的手法写瑞宣在35岁时的苦闷、自责；抗战中期时的彷徨、痛苦；抗战后期时的醒悟与奋起反抗。小说以瑞宣的见闻感受来贯穿全篇。需要补充的是，《神曲》中但丁以个人的心路历程来象征人类的心路历程；而《四世同堂》中却写了许多人的心路历程，不过仍以瑞宣为中心，这些人的心路历程也象征着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

　　两部著作的主要人物形象相似

　　《四世同堂》中的部分人物形象安排也可与《神曲》中的部分人物形象对立起来。

　　瑞宣与但丁。两者不仅是作品中的线索人物，还是作品的主人公。《神曲》中的但丁在作品中不断地自我忏悔、自我批判，并在维吉尔的鼓励下克服困难不断前进，最终在圣贝拉的引导下得以瞻仰基督圣像，获得了灵魂升华。《四世同堂》中的瑞宣在北平沦陷后不断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在钱诗人的帮助下逐渐克服了自身弱点，并在瑞全的启发开导下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奋起反抗敌人。

　　钱诗人与维吉尔。维吉尔是古罗马的大诗人，他在《神曲》中一方面引导但丁游历地狱，另一方面又不断克服自身各种缺点，注意避免在人生的旅途中犯下各种罪。《四世同堂》中，钱诗人在抗战前是个陶渊明式的隐逸诗人，在出狱后变成了一位战士，他首先深刻反省自己的一切，并通过不同方式劝导、鼓励瑞宣、尤桐芳、高第等人参加抗日活动。他在瑞宣苦闷彷徨时帮他树立起抗战的勇气，又以清醒的眼光一针见血地劝说小羊圈胡同中的许多居民，乃至北平的青年学生和一些美术家去投身抗战奋起反抗，否则只能自取灭亡。在抗战后期，他对战争的反思，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忧思，对人类和平的渴望也深刻影响了瑞宣。可以说，钱诗人在《四世同堂》中也是一个富有理性的“引导者”，他影响了许多人。

　　韵梅与贝雅特里齐。《神曲》中，贝雅特里齐作为但丁昔日的梦中情人，现已升天的仙女来引导但丁飞向天堂。但丁昔日对贝雅特里齐的暗恋是精神之恋，是“灵魂”而非“肉体”的爱，在《天堂》中，但丁更是大肆赞美已成仙女的贝雅特里齐，把她描写成一位伟大的女性，象征着“神学”或“信仰”，但丁也通过对贝雅特里齐的赞美间接地赞美了“神学”或“信仰”。《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中，饥荒的威胁使“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作为家庭主妇的韵梅在“饥荒”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忍辱负重，并全力支持瑞宣，从而使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度过生存危机，也促使瑞宣度过了精神危机。韵梅的顽强、刚毅使瑞宣感到她“象已活了二三千年”，她“是中国历史上好的女性的化身”，“她也是一种战士”，她的行为“也是一种抗敌，尽管是消极的”。瑞宣对韵梅的大肆赞美也是对中华女性传统美德的赞美，韵梅也成了中国传统上伟大女性的化身。

　　瑞全与圣贝拉。《神曲》中圣贝拉与但丁在攀登“雅各比沉思之梯”前后的谈话使但丁在攀登“雅各比沉思之梯”后思想发生了质的转变：他能理解神学的奥秘了。但丁也因此得以瞻仰基督的圣像，沐浴了神性的光辉，并圆满地结束了这次游历三界的旅程。《四世同堂》中瑞全的一番开导使瑞宣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不再犹豫彷徨，找到了自己在抗战中的位置，奋起投身抗战之中，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圣贝拉与瑞全分别是促使但丁和瑞宣发生思想转变的人物，而描写但丁与瑞宣在思想发生转变后的内容即两部作品的“最后13章”都“丢失”了。

　　《神曲》中所体现的“个人的意志自由以及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在《四世同堂》中也有明显体现

　　在《神曲·天堂》第四章中，贝雅特里齐在回答但丁关于“为强力所胁迫而未能完成信誓的灵魂”的问题时指出：暴力的实施决不能摧毁绝对意志的内在自由，这种自由不应当因受到高压而受到影响，正是因为对坚守自己意志自由的人的推崇，但丁才在《神曲》中让不惜自杀来捍卫自己意志自由的伽东担任摆渡灵魂从地狱进入炼狱的重要角色。而按基督教义，自杀是一种“罪”，要在地狱中受到惩罚。但丁同时严厉谴责那些不能坚守自己意志的自由而犯下各种“罪”的人或屈服于强力而放弃自己意志自由的人，让他们在地狱中受到严厉惩罚。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以饱含敬意的笔调塑造了一些宁死不屈，有中华民族气节风骨的形象：祁天佑、李四爷、钱大妈乃至小妞子都以死抗争敌人的压迫；钱诗人、祁瑞全、钱仲石、刘师傅乃至尤桐芳、高第、小文夫妇都有在敌人的压迫面前奋起反抗，不愿做奴颜婢膝丧失国格、人格的亡国奴。老舍在作品中同时让那些在抗战中未能对自己、对民族负责的人受到严厉的惩罚：大赤包、冠晓荷、祁瑞丰、蓝东阳、胖菊子、牛教授、招弟乃至小崔、孙七等没有一个好下场，通过这两类形象的塑造，作品也表现出“个人灵魂的高贵性以及人类道德的尊严性”这一《神曲》的基本主题。而“个人灵魂的高贵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人类道德尊严性”的捍卫还是破坏。

　　老舍在为《四世同堂》所写的出版广告中指出：一，“四世同堂”实为“四世同亡”；二，是“咎由自取”。小说中，从李四爷、常四爷一辈到祁天佑一辈，再到钱孟石、祁瑞丰一辈，最后到小妞子一辈，的确是“四世同亡”，这也是战争对苟且偷生、麻木不仁、不敢反抗的北平人的惩罚，他们大多没有尽到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或只是尽到对自己的责任。而“咎由自取”也可解释成“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接近《神曲》的寓言意义(或象征含义)：“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道的奖惩”。两部作品由此也突出“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其间也包含了“立人”思想和对落后国民性的批判。需要指出的是：“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思想也包含人要对社会负责的精神。《神曲》中“对自己不负责任、对社会不问是非的人生态度在这里被视为一种‘罪’而受到谴责和审判”。《四世同堂》中也表达了一个人不仅要对自己还要对社会负责的思想，强调个人要对“社会生活采取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每个人不仅要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做人的准则，更要对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的义务，要忠于自己的国家。瑞宣在奋起反抗投身抗敌之前一直坚守着自己的良知，但一直很痛苦、很犹豫，因为他没有尽到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这一种状况直到他真正投身具体抗敌活动中才告结束，因为他对国家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小说中的汉奸们如大赤包、蓝东阳，乃至苟且偷生的北平人如孙七、小崔、长顺、祁老人等都因为没有尽到对国家的责任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钱诗人、瑞全、钱仲石乃至尤桐芳、高第、小文等都有对国家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们是小说赞扬的对象。

　　可以说《四世同堂》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对但丁的“个人意志自由以及人必须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思想作了细致入微的全面阐释。

　　《神曲》中所体现的“自我批判、自我忏悔、自我完善的自觉意识以及对全民族、全人类道德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思虑与关切”的“但丁精神”在《四世同堂》中也有明显体现

　　但丁在象征着“哲学”、“理性”的维吉尔和象征着“神学”与“信仰”的贝雅特里齐的引导下经过地狱、炼狱最终到达天堂的过程也是但丁不断克服自身弱点，不断自我批判、自我忏悔最终实现了自我完善的过程。不过，但丁在这一过程中“不是向那些抽象的历史力量宣战，而是向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挑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人类自己，指向自己的灵魂”。

　　《四世同堂》中，瑞宣、钱诗人等在北平沦陷后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忏悔，并在抗战中得到了自我完善，获得了灵魂的拯救。如《惶惑》第27章中，瑞宣“因为钦佩钱老人，他就更看不起自己。他的脑子一天到晚象陀螺一般的转动，可是连一件事也决定不了。他只好管自己叫思想的废物”。在《偷生》第36章中，瑞宣“把日本人在教育上的、经济上的、思想上的侵略，一股拢总都看成为对他这样不能奔赴国难的人的惩罚。他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能尽忠国家的罪过，从而去勇敢的受刑”。因为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所以瑞宣的自我反思、自我忏悔等也只能由第三人称方式叙述出来。不过钱诗人在多处表白了自我反思和自我忏悔。如第34章中，钱诗人出狱后反思：“自己应当作个和国家紧紧拴在一处的新人，去赎以前袖手旁观国事的罪过！我不是被国事连累上，而是因为自己偷闲取懒误了国事，我罪有应得！从今天起，我必须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去保全性命，好把性命完全交给国家。”在第84章中钱诗人反思了自己斗争的三个阶段：从“个人的英雄主义与报仇主义”到“合作的爱国主义”，再到“建立和平”的博爱思想。这一反思也体现了他对全人类的苦难的思虑与关心，渴望用基督教的“信仰、希望、博爱”三种神性美德来建立世界和平、拯救人类的愿望。这一思想也和但丁在《神曲》中希望用“信、望、爱”三种基督教神性美德来拯救人类的思想相同。

　　但丁在《神曲》中对佛罗伦萨人乃至意大利人的国民性及西方文化作了反思与批判，表达了对健康的国民性的向往，体现了文艺复兴对人的重视的思想。

　　老舍在《四世同堂》中借叙述者的言论对中华文化在抗战中的表现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第76章叙述者指出：“中国人聪明，什么都一学就会，可是只没学会怎么强硬与反抗！”在第94章中叙述者尖锐指出：“老百姓是不甘心受日本人奴役的，他们要反抗。可是几千年来形成的和平、守法思想，束缚了他的手脚，使他们力不从心。”另外小说也表达出了希望中华民族在抗战中能去伪存真的愿望，如“这次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我们的传统的升官发财观念，封建的思想———就是一方面想作高官，一方面又甘心作奴隶———家庭制度，教育方法和苟且偷安的习惯，都是民族的遗传病”都应当扫除。值得注意的是，老舍在《四世同堂》中也赞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这一部分在抗战的考验中更显出其生命力：如“老人表现的不只是一点点报仇的决心，而是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证据”；“钱先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由此，小说也通过钱先生体现并赞美了“真正中国的文化的真实力量”。

　　综上所述，《四世同堂》在结构、主题、人物形象、典型意象等方面都深受《神曲》的影响，但老舍在《四世同堂》中融入了自己在抗战中的体验与观察，对《神曲》的影响作了创造性的转化。普希金曾指出：“摹仿”可能标志着一种“对自我力量的崇高信念，希望能沿着一位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是一种在谦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绪，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赋予它新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四世同堂》是对《神曲》的“摹仿”，是以《神曲》为“范式”进行创作的，但这丝毫也不损害《四世同堂》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