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作家 80后得先学不写错别字

　　新京报：你之前也说了《小时代》的书名起得很好，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本书？现在很多人觉得一些青春作家可能销量很高但是文学性不够。你怎么看待80后作家？

　　刘震云：我泛论一下吧。我觉得一个时代产生自己的文字书写者是非常正常的。凡是新产生出来的群体，新产生出来的文字，一开始都是要遭到责难的，但是新的总会慢慢变成主流的、中坚的、成熟的。

　　目前80后作家的作品我还是读过好多，存在最根本的问题：他们对于新的元素、新的人类知道得很多，但是他们对于整体的世界和整体的人类相对了解得比较少，广度够了，深度严重不足。另外对于艺术形式，比如像小说本身的研究也非常不够，我能看出他们的结构能力、情节能力、细节能力、语言能力都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更重要的是胸襟和气度，动不动就骂人的人我觉得很难写出好作品。最后一点，我觉得他们必须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写错别字，一页纸如果有3个错别字的话是不可原谅的。就好像杨百顺学杀猪，把肠子捅烂了，弄得满腔都是烂肠子和大粪，这就不对了，我觉得是不是从学好汉字开始？

　　谈电影 我不是爱惜羽毛的孔雀

　　新京报：你在《桃花运》中的表现让人印象挺深刻的，你觉得自己演得怎么样？

　　刘震云：紧张，那一条我拍了十几次，因为我总是笑场。但是这种紧张也正好符合了那个人物的性格。对于我演电影这事，连我妈都说不靠谱。我仔细分析过这件事：一，本来我不是人来疯，不适合做演员，为什么就去演戏了呢？怕还是小时候的理想在作怪——想去戏班子敲梆子。二，也怪这些戏的导演。怎么会发现我身上有表演的细胞呢？不会是故意害我吧？既然朋友叫了，我的榜样是鲁智深，就随朋友去了趟沧州。三，“刺打”(挖苦)我的人认为是件大事，我却觉得就跟去菜市场买趟菜一样，“有什么啊，还值得说”。四，时间也不长。每部戏里，也就仨俩镜头，吃顿饭加抽袋烟的工夫，比去内蒙贩驴容易多了，不耽误我干别的。五，我不是一个多么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

　　新京报：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可能会考虑一些画面、镜头感，观众的接受度，这些对于文字会不会有一种消耗？

　　刘震云：不是说电影消耗文字的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不同的度。一个要去的是汴梁，一个要去西安，不但吃的东西不一样，口音都不一样。所以你事先心里要知道你不能按照汴梁的食物、语音和风俗习惯来要求西安。拍一个电影不会给这个作品增加一个字，也不会少一个字，你的作品还是作品。它又给了我一笔钱养家糊口，这不好吗？

　　我跟其他的作家是不一样的，我是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职业者，我是靠写字来养家糊口的，其他的专业作家他们是拿纳税人的钱的。所以我看到其他的专业作家在义正辞严，在教诲和教训我们的时候，我根本不信。是一个作者，就应该用自己的写作来为生，哪有钉皮鞋的不钉皮鞋就有人给他钱啊？

　　新京报：大家现在都把你的作品称为“刘氏幽默”，你的幽默来自于你的生活吗？

　　刘震云：幽默是最能消解苦难和沉重的方式，一个是生活本身的幽默，还有一个是产生的地域幽默。河南人是非常幽默的。我曾经举过一例子，我写《温故1942》的时候，如果写悲剧，没啥意思，但是悲剧里藏着极大的喜剧这是我关注的点，一人走着走着死了，临死之前他说的不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伤心欲绝，他说：“某某，三天前死了，我比他多活三天，我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