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一句顶一万句》下周上市，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刘震云：我跟“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刘震云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中国式的孤独感和友情观。新书将于3月24日(下周二)上市，日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刘震云批评了一些自诩“知识分子”的作家，认为怜悯和“暴力乞讨”式的写作，与劳动大众无关。而谈到在电影《我叫刘跃进》和《桃花运》中的客串表演，刘震云笑说，“连我妈都说不靠谱”。

　　谈新书 中国人是“有话没处说”

　　新京报：书名《一句顶一万句》是林彪说过的话，为什么拿它做作品的名字？

　　刘震云：林彪说这话的时候是1966年，事隔43年重新提起，是觉得这话不同寻常。话同意不同，他说的是句恭维的话，为了恭维毛主席，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把大人物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话，转成对身边朋友的饱含深情的知心话。

　　新京报：《我叫刘跃进》突出的就是一种“拧巴”的状态，这次的故事听起来也非常“拧巴”，这是否是你的切入点？

　　刘震云：“拧巴”不是这个事拧巴，也不是话拧巴，而是事后面的理儿拧巴。中国人特别多，特别喜欢热闹。比如建筑工地的民工，凑在一块也是笑语欢声的，并不因为繁重的体力活而特别沉默，但当一个民工蹲在街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眉宇之间还是有一丝忧郁的。这是因为中国人其实是一个有话没处说的民族。吃饭吃了仨钟头，说逸闻趣事多，艳照门多，但触及桌上人之间的这种话语很少，心里话一般都在肚子里装着呢。

　　新京报：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抛弃了“社会”和“历史”的外衣，探讨的都是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你和大部分人的看法不大相同？

　　刘震云：不是跟大部分人不同，是跟“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同罢了。我回河南延津比较多，有时我听舅舅和表哥一席话，胜在北京读十年书。我从这些父老乡亲身上，明白他们生活在细节里，“社会”和“历史”，只是他们所处的表象。痛苦不是生活的艰难，也不是生和死，而是孤单，人多的孤单。

　　新京报：你最近在邱华栋新书的首发式批评过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知识。

　　刘震云：有知识的人少。知识分子要对世界有独特的发现。许多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一写到劳动大众，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谈朋友 我跟“这个界”很少来往

　　新京报：你在生活中找到说知心话的朋友了吗？

　　刘震云：很难找到像老曾、老汪、老裴(新书中的人物)这样的朋友，为什么呢？生活中的朋友都没有作品中的朋友那样具有耐心。生活中的朋友从来都是忙碌的，你想把谁拉来说一段知心话，挺难的。但是写作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你作品中的人物，只要跟他交上朋友，他总在等着你。

　　新京报：那你在同行中能成为知心朋友的不就很少了吗？

　　刘震云：我跟这个界很少来往，我不知道他们整天都在干些什么，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吗？来往比较多的，还是俺村那些人，剃头的、杀猪的、卖豆腐的、当厨子的、在戏班子里敲梆子的、出门打工在建筑工地爬架子的、在洗澡堂子当服务生的。

　　新京报：你交朋友的标准是什么？

　　刘震云：朋友的判断就像《一句顶一万句》开篇写的，不在于当面的表白，而是看背后说起朋友的时候，是否提到你。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是你把别人当成了朋友，别人却说：“咱们有这么熟吗？”另一个判断朋友的标准是，在你走投无路时，你想投奔的人，和你能投奔的人，到底有几个。杨百顺和牛爱国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也同样会遇到。

　　新京报：你自己是怎么给别人做朋友的？

　　刘震云：我跟鲁智深和柴进有些相像呀。当然不是上路护送朋友(林冲)，我周边也没朋友刺配沧州；也不像柴进那样仗义疏财，我没有老柴那样的家产。但朋友一声喊，拔刀相助和尽我所能，还是做得到的。另外，为人处事，从来不动小心眼，从来没占过别人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