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了好一阵子的“兽首事件”让蔡铭超饱受争议。显然是受到了这种舆论的影响，蔡铭超近日在接受杨澜专访时表示：好像突然间有种很猥琐的感觉，包括见到北京的一些同行，感觉自己好像做小偷一样，心里很不舒服(3月16日《扬子晚报》)。

　　如果说，国人当初围绕兽首拍卖“上纲上线”，赋予兽首太多民族尊严的意义，这种过度反应有失偏颇并非理性的话，那么现在，舆论揪住蔡铭超不放，并将其上升到“影响中国人诚信形象”的高度，性质并无不同。抛开“兽首事件”所有的复杂背景，单就蔡铭超的行为本身看，确实是失信，但也确实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一个个人行为就能动摇一些人心里整体“国民诚信形象”的根基，这种现象很值得做一些文化学的思考。

　　翻开5000年文明史，从“曾子杀猪教子”到“季布一诺千金”，一个个诚信美谈证明了这一点。但中国人的诚信，更多的是靠道德的约束来实现的：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外界的道德环境和压力，这在费孝通先生关于封建“乡村社会”的特点中已有论述。这样的“诚信形象”，由于是靠社会的个体诚信来树立并维系的，任何一个个体的言行都会对整体形象产生很大的影响，整体社会的诚信就容易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

　　现代社会的诚信，则更注重运用制度约束来实现，个体失信并不会对社会整体诚信构成太大影响，制度不完善或不被遵守，才是人们最担心的诚信问题。比如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立最完善的美国，它包括严密的个人信用档案登记制度、规范的个人信用评估机制、健全的信用法律体系等，这就是为什么即便看到麦道夫诈骗500亿美元，美国人也不担心“国家诚信形象”受损，因为诈骗只是麦道夫个人失信，国家的信用体系仍处于正常状态并不断被完善。

　　过于倚赖道德约束的“中国式诚信”显然已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建立理性的信用制度约束势在必行。虽然，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信用制度领域的探索，2003年，国务院甚至还提出5年内基本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目标，但回过头来看，这一领域的建设一直是蜗牛速度，并多次“食言”，实在难以令人满意。“兽首事件”再次表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摆脱“中国式诚信”的羁绊，构筑科学理性的现代信用体系仍任重而道远。

　　(河南 郭 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