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十二点送L回家的路上，她说要给儿子带点吃的回去。这个时候只剩下威灵顿街的翠华茶餐厅才有吃的卖。到了那儿，街上站着很多人，还以为有事情发生。L说那里是兰桂坊，问我要不要走走，于是两个从来不在深夜游荡的女人挽着手走进了人群里。

　　兰桂坊的路车子都不能进入，街道上都是人，路的两旁是一间间大门洞开的酒吧。每家酒吧的音乐都开得很大声，这里的客人大多数是老外。有的拿着酒瓶在街上笑闹着，有的站在吧台边喝酒聊天，吧里的男女跟着音乐节拍随意地扭动着。我因为刚赴晚宴，穿着裙子，戴着钻饰，夹着包包，一派斯文，在这样的环境里感到很不安。快到路的尽头时，我跟L说，有一年除夕夜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条街道，踩死了很多人。L两手比划着：“兰桂坊是个U字形的路。”在U的底部没出口，两头的人都往那里挤，才会发生惨剧。真惭愧，来到香港这么多年，居然不如初来乍到的L了解香港。不过，她是作家，向来观察敏锐而且好奇心强。

　　回想起出事的那夜，正在拍《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1993年)。我站在水中搭起的木台上，转身挥舞着东方不败的大衣袖，同时手掌向外用力发功，一次又一次，下半身都给弄湿了，冷得不得了。在这样的大节日还要开工，心里蛮不是滋味的。还好导演在十二点以前放我回去。

　　回到湾仔的小公寓，刚洗完澡，换上雪白的晨褛，就听到满街的喇叭声此起彼落，好不热闹。时钟指着十二点，我想这应该是迎接新年的来临。怎么料到，这竟然也是兰桂坊枉死青年的丧钟。

　　“青霞！”L推了推我，打断了我的回忆。“那边有两个位子。”L发现在“一九九七”大招牌隔壁酒吧的吧台有两个凹进去的空位子，我们高兴地挤进去对坐着，叫了两杯咖啡酒加奶。我喜欢坐在街边看人，但是又怕有狗仔队，也不好意思一把年纪还挤在这里，更怕耳朵上吊着的两颗大钻石太招摇有危险。L耐着性子安抚我：“你跟我在一起人家不会乱写的。”又说，“我们面前站的一排老外都是男同志，这里没有一个人在看你。”过了一会儿，L指着对面街道：“你看那位老太太！”她正弯着腰吃力地搬纸箱。两个世界的人在同一个环境下，谁也看不见谁。老太太专注地工作，年轻人在星期六的夜晚，放下一切，尽情狂欢，哪管什么金融风暴、大海啸。

　　老太太经过我们这边的时候，我见L在掏口袋，赶忙把刚找回来的几张钞票塞在老太太手里，L说：“可是她不是乞丐。”老太太不亢不卑，把钱收下，笑着说“谢谢”，转身离去继续工作。

　　我瞥见对街左前方有位男子，右手放在背后，脸上没有表情，也没往我们这边看。我说：“来了！”把脸转向一边。“什么？”“狗仔队！”“你怎么知道？”我说我闻都闻得出来。“是不是要让他拍？让他拍我就转过来。”我说。L文章写得好，戏也演得不错，她指着对面大楼上面的英文招牌要我看，我们抬起头望着同一个方向，狗仔队双手拿起相机,咔嚓！咔嚓！咔嚓！按了三下就消失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L伤感地说：“我们知道的太多了。”“他们知道的也不少，他们知道的我们还不一定知道呢。”我说。“我说的是人生。”L突然静下来。一路上我们没怎么说话。车子抵达她海边的家，L拎着一袋由翠华茶餐厅买给儿子吃的鱼旦河粉、热奶茶、猪仔包。

　　“珍重！”我们在晚风中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