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运笔法

　　- 周泽雄

　　《管锥编》第一册《左传正义》“成公十五年”节，钱钟书引用“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一语，解释道：“‘达节’即昔语所谓‘权’，今语所谓‘坚持原则而灵活应用’也”。接着，他又轻轻地、一字一顿地写出这样一句话：

　　“权”乃吾国古伦理学中一要义，今世考论者似未拈出。

　　以我小见，这是一个非凡论断，识货者乍见此语，定当拍拍脑门、正正衣冠，以便恭迎卓见的大驾。换了泛泛时贤，倘能通过研究获得这个结论，我们或许还能从其文字里感受到一派喧天锣鼓。我倒无意讽刺时贤，一般说来，读者也需要提醒，非凡的学术见解，无论文字排场上还是阅读功效上，均宜辅以相应阵势，至少，也得弄出几声大人物发话前的轻嗽，以便在押住观点阵脚之余，还能让读者肃静，便于他们意识到：此刻，一支迈着罗马方阵步伐的思想编队，正向你赳赳走来。

　　然而，把观点像惊堂木般敲在读者头上，历来不是钱钟书的习惯。任何涉嫌咋咋呼呼的文风，都被一种智者的尊严和幽默家的洁癖，扼杀于无形。我们知道，对于博极群籍的钱钟书而言，“似未拈出”四字，力敌千钧，轻易绝对说不出口。“说有易，说无难”，这是严谨学者一致认定的铁律。故那个“似”字，在此只是一种修辞上的缓冲，并非担心话说得太满而为自己预留台阶。当钱钟书做出这个结论，他内心已有十分把握：这个观点的发明者，我当仁不让了。

　　《论语》有“可与立，未可与权”之语，昔人注解道：“权者，反常而合于道者；王弼曰：‘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尤至难者也’。”可见，这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古人起始就把它授给了圣贤高明之士。虽然普通人在生活中也会时时遇到需要变通的场合，如《孟子·离娄》篇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但把“权”视为一种可与原则(“礼”“经”“法”)并行不悖的准则，则是“大人”一族的特权，故孟子还有“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之教，一切视场合而定。

　　一种原则或教诲，如果它一面得到推崇，一面又被视为高士贤人的绝活和特权，那么，它在现实人生中就只有一个结果：遭到滥用。据犹太教经典《塔木德》，犹太教的拉比坚决反对禁欲，乃是因为判定这是一条“不可企及的标准”，一旦纵容它，只会导致该标准的降低，并唆使人们侵犯其法律精神。相形之下，我们的古人就不太高明，他们推崇一个方法，却又把该方法弄成一种神乎其技的方术，唯真正谙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神明方家，才有能耐施行它，如此，它就等于鼓动等而下之者群起而糟蹋它。因为，以高明者自居也是人之常情，希望别人以自惭形秽的态度放弃“见贤思齐”，并不现实，那等于一边视别人为傻瓜，一边又奢望该傻瓜具有圣贤般的自知之明。所以，“权”这一不讲原则、专注心法的方术，在中国古人那里实际起到何种作用，就相当可疑了。根据“权谋”、“权变”、“权诈”、“权术”等词，古人实际运用中的“权”，想已混乱不堪。如钱钟书所谓“老于世故者之取巧投机、诡合苟全”，也是不妨以“达节”、“知权”自居的。

　　上段乃是我的发挥，钱钟书貌似不屑作此引申。也许在他看来，结合若干例证就推出一个观点，再用一些铿锵有力的文词把观点做大做强，乃是写杂文的套路，不是做学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在我们看来水到渠成的东西，钱钟书常常觉得未必然。如果浅人自以为接受了高明之教，并捋起袖子打算把该观点捣鼓成一根痛捣国民性的大棒，钱钟书恐怕还会视为大惊小怪。在下文他分明告诉我们，作为一种方法的“权”，并非中国独有，西人自柏拉图以降，对此多有涉及阐发，如“柏拉图论谎语时或有益”；“亚理士多德论诡辩时或宜用，故其《修辞学》皆示人以花唇簧舌之术”等；他还告诉我们，“基督教长老有专门学问，辨究遇事应物，犯戒而不失为守戒”；这等于说，讲究权宜，原是一种寻常的人间智慧，凡人皆有。当然，结合钱钟书之前的断语，他恐怕还想说：赋予权宜、权变以超凡的人格特征，并认定它足以与原则分庭抗礼，则以我国为最，如此，“吾国古伦理学中一要义”之语，方可立定站住。

　　是耶非耶，我不敢言。钱钟书说过，“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我若机心深重，总想着从中撷取现成观点，只会距真正的智慧更远。当然，听任那些充满机心而对真正的学术极度不耐烦的家伙整天指斥《管锥编》，贬为“拆散的七宝楼台”，我又难免心有戚戚，深为钱钟书运笔中的矜持、节制和高贵而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