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儿曹靖 爱穿裙子的男人

　　如果不能穿裙子，他说，“我宁可死”

　　曹靖，是一个喜欢穿着裙子在北京城里遛弯儿的男人。

　　他有着高大的身躯、低沉的嗓音、很有魄力的举止，还有一双粗糙的手。大声朗读德语的时候，像极了一位战士，英气逼人。只是，他平素最常见的装扮——一袭拖至脚踝的白裙，加上胸前艳光流淌的红丝巾——屡屡让观者侧目。

　　他很痛苦，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会知道的问题，他迄今没有答案：为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为什么只能男穿裤子、女穿裙子？为什么只能男女结婚，而不可以男男或者女女？

　　他也很可怜，他一度被视作异类。为此，他失去了职业、没了家庭，靠600块一个月的补贴在北京生活。每到上街时，他遭遇的总是路人的斜眼、口哨和耸肩，这些表情代表着嘲笑、蔑视乃至恐惧。

　　对他“最好”的永远是女装店的老板，他们会不厌其烦地为曹靖介绍“既便宜，又漂亮”的裙子；他们关心的是又一件大号存货被买走了，至于谁买的，无所谓。有时，看着曹靖提走中意裙子的背影，那些店里的人会迫不及待地掩面而笑。

　　直到 2000年的一天，曹靖逛书市，看到了一本社会学译著——《酷儿理论》，到那一刻为止，他才找到了让自己困惑的根源——在译者李银河笔下，他被描述为“酷儿(英语单词Queer的英译)”。

　　曹靖并不认为自己很“酷”，他甚至觉得，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该是“酷儿”。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西方那些在性和性别领域的越轨分子(同性恋者,双性恋者,易装者、虐恋者等)开始自称为“酷儿”，“酷儿理论”就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关于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越轨行为的理论。在我看来，“酷儿”形形色色，“酷儿理论”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自由地生活。——李银河看“酷儿”婚姻

　　一直到结婚前，曹靖都没敢穿裙子。1963年出生的人，听着文革的号角长大，毕竟还不敢无所顾忌地冲破禁忌。

　　即便如此，曹靖还是会与别人有些不同。上班时，他喜欢穿一件白色或粉色的紧身衣，一条艳色裤子，紧贴双腿那种；还喜欢花哨的饰品，这一点让他所在的学校——北京市国子监中学颇为反感，学生也觉得老师“怪怪的”。在中学男教师清一色的衬衣西裤装束中，这个人很是刺目。

　　1999年， “桃花运”来了，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年轻貌端的大姑娘林菲(化名)，她在军队出版社上班，知识分子家庭，结婚以后还可以分一套房子。男大当婚，对一个父亲很早去世、母亲独居多年的家庭而言，更是如此。朋友每天撺掇，老母终日催婚，曹靖在“左右摇摆中，糊里糊涂地”开始了恋爱。

　　和任何人的恋爱一样，花前月下的浪漫是美好的。未来的丈母娘是位美术编辑，曹靖紧身而艳丽的穿着，在她看来反倒是新潮与前卫，并无一点责怪，这加深了曹靖对林菲和林菲家的好感。一年以后的千禧之夏，两人摆下了喜筵。

　　婚礼是风光的，筵席摆在了莫斯科餐厅。这座位于北京展览馆的老牌饭店，曾是北京过去屈指可数的高档西餐厅，鱼子酱、焖鱼、小龙虾、牛尾汤——那天，每一位参加婚礼的食客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但不满意的是新娘和她的家人。

　　他们终于对曹靖有些怒不可遏了：平常怎样无所谓，婚礼一定要西装革履的，怎能还是紧身衣、花色迷你裤！林家人觉得，这是不识体统、不伦不类，“自始至终，林家人在婚礼上没有笑过一次”。

　　婚姻生活就此开始。在曹靖看来，林菲领到单位分配的一处平房后，夫妻就开始形同陌路，“她是180度大转弯”。之前的林菲热情、健谈、温柔；婚后则变得冷酷、寡言，甚至是无情，有时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除了上班，就是与她的佛友们在家中聚会。丈夫？似乎从来就不存在。

　　终于有一天，有人偷偷找曹靖谈话了：“你知不知道林菲跟你谈、跟你结婚，就是为了这套房子？北京的房子有多值钱你当真不知道？”曹靖很愤懑，搭上了全部积蓄的婚姻，竟然是一个阴谋。于是，离婚。

　　受了打击，就要爆发，曹靖的爆发是更大尺度地向“酷儿”靠近。2004年，他来到一家小影楼，拍下一组婚纱照。照片中的男人或拖地长裙，或黑皮短裙，站得很是坚定，像在宣示什么。那一天，他感到非常满足。

　　没过多久，他所在中学的领导也爆发了，用最快速度为这个穿着愈发女气、怪异的男教师办了停薪留职手续，以后每月象征性发点补贴。

　　家庭没了，组织也没了。曹靖总结，“婚姻，除了证明自己男性性功能完全正常之外，找不出第二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