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蓝英年说:“文怀沙的事，圈子里，五六十年代大家就都知道，都鄙视他，只是没有去揭露他。他当时已经没法出来活动了。但是现在老的老，死的死，他就又出来了，而且成了公众人物。”是呀，这么个人，怎么就变成大师了呢？难道搏声誉就靠活得长吗？

　　李辉在质疑文怀沙的年龄、入狱原因的同时，也质疑了他的学问。其实这三点，正好可以反过来看出文怀沙“大师”的形成之路。

　　虽然李辉指出文怀沙当年自己在供职单位填报的出生年月是“1921年”，但文怀沙却坚持自己生于1910年，不管事实到底如何，文总归是瞒了岁数。在年龄上的弄虚作假自然也牵涉到履历方面的含混不清。18岁担任学院教授可是比梁漱溟、胡适、林语堂等人当上教授的年纪更小啊，不能不叫人吃惊，信则必然推崇备至了。至于自称“章门弟子”(现在也遭到了质疑)，自然也是为了增加履历中的学术背景和国学底蕴。这些都是成为“大师”的充分条件。

　　伪造入狱原因，是文大师装扮自己的最华丽的一笔。试想，当下受尊敬的文化老人们，哪个不是在“反右”或者“文革”当中受到过冲击？这几乎成了“大师”养成的必要条件。文怀沙则更矫枉过正，按照他

　　的说法，自己不仅是受到了冲击，而且完全是“反江青”的英雄。这样坎坷又有志气的经历怎能不把愤青乃至中年人蛊惑住？

　　至于他到底有些什么学问，惯于从电视和网络接受信息的当代人，怎么会深究呢？他简历上的主要著作都是早年的，很少有人见过，而现在他反正已经“坚持”“述而不作”了。一直以为只有孔子、苏格拉底这样的圣哲才可以“述而不作”闻名，想不到文怀沙也来荫泽这份名头。

　　就说早年著作，舒芜已经撰文指出所谓他的《屈原集》注释只是人文社交派下的编辑任务，而文怀沙却因“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至于那本《鲁迅旧诗新诠》，鲁迅研究专家们，比如钱理群(北大教授)说不知道这本书，没见过；王德厚(原鲁迅博物馆馆长)也不以为然，他曾收到过茅盾的信，信中说:“我未曾看过一九四七年重庆文光书店印行的《鲁迅旧诗新诠》，亦不知编著者司空无忌为何许人，或许竟是文怀沙化名亦未可知。文怀沙曾见过，但我确未看过该稿。‘引’中所谓‘此诗〔书〕初稿甫成，承茅盾先生改正错误之处甚多云云’，不是事实。一九四七年五月后我从苏联回上海，旋即赴香港。文怀沙为人浮薄，我们都避之。”可是，在文怀沙的简历里，他号称自己的《屈原集》注释是“新中国出版的第一套楚辞研究专著”，又说自己1947年出版的《鲁迅旧诗新诠》是“鲁迅研究学术史上第一部鲁迅旧诗诠释，在鲁迅诗歌研究史上是开山之作。”这样的自我标榜用上海话叫“掼榔头”，如果成立，就算称不上“大师”，也至少是专家了。

　　至于最近他在回应李辉质疑时提到的“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和《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也是当下他成为“大师”的头上光辉，这标出来的一亿四千万就是来忽悠人的。“正清和”早遭人驳斥，《四部文明》更非他的著作，他充其量只是主编，带着旁人做做校勘工作。而且稍微懂点文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四部”指的是“经、史、子、集”，不知道为何到了文大师手里就变成了“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四段时间。王春瑜说:“《四部文明》完全是文化垃圾，是一个商业行为。有被雇佣者在网上揭露，他们就是拿一批古书来扫描，很多人只有高中学历。所谓有一些宋代刻本古籍，也是从网上下载的，日本静嘉堂文库网上就有。而且这部书没有书号，不能算是正式出版物，却卖8万多高价！

　　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文怀沙成为“大师”的那个东风就是他“仙风道骨”的形象。蓝英年说:“他有个特点，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很有欺骗性。而且他会朗诵，在某些场合还能说些俏皮话，所以外行很容易被吸引。”王春瑜则指出文怀沙口才好，又善于走高层路线，而“转型期，社会浮躁，媒体更浮躁，而且媒体从业人员普遍年轻(记者注:道行浅，又无知，好骗哪)，文化土壤非常浅薄，哪怕插根搅屎棍，都会生根开花结果，何况是老资格、煞有介事的文怀沙呢？”文大师就这样在媒体的文文相传中立起来了。

　　李辉在《我为什么要质疑文怀沙》一文中也说到，社会需要“大师”可以理解，“但在‘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的媒体向观众和读者推介一个‘国学大师’时，竟显得如此草率，似乎不假思索，不做研究，不要起码的学术评判标准，就可以把‘大师’的桂冠轻易地戴在一个人头上，而不管对公众和历史的责任，而没有任何一个时代都必须具有的文化敬畏。”这就是催生文大师的土壤。

　　更可悲的是，“虽然知道他情况的人非常多，但是大家集体失语，这就造成了文怀沙现在‘大师’的局面”，王春瑜感叹道。

　　窗户纸一点就破

　　李辉这次在大众媒体“爆料”文怀沙，是需要不少勇气的。因为即便做再多的调查和准备，也仍旧是要遭到一些非议的。更何况对方是“大师”级别，且还有人罩着。不过，支持李辉的人更多，他这一作为，终于让圈子里的“常识”传到了大众这里。真是窗户纸一点就破，大师光环只是遮羞布。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之前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说话呢？“只要是65岁以上的，在学术圈浸淫已久的，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文大师那些底细，只是大家不愿意公开出来写文章。”王春瑜说，“上了岁数之后，大家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有人觉得这个人是个喜剧人物、很搞笑，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蓝英年也说，“这些老人们，都觉得他是个小人，没人去理他，对他嗤之以鼻。”可是这样的集体失语，却变成了姑息养奸。

　　另一方面，是“为长者讳”。这样的老人，同一辈的几乎都不在世了，稍小一辈的总有“为长者讳”的传统心理。“他一把年纪了，还是手下留情吧；我比他小多了，但也一把年纪了——已逾古稀，没有太多精力跟文怀沙及其粉丝纠缠。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的庸人气息作怪。”王春瑜说出自己原来的想法。其实，即使李辉现在抛出这样确信的证据来证明文怀沙欺世盗名，仍有人认为这样对待一个百岁老人有点过分。

　　李辉在《北京晚报》发文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人揭露过文怀沙的劣行。王春瑜就曾在前年《文汇读书周报》的专栏“新世说”里面提到过，说文怀沙是旧时“打春”队(即骗子队)的漏网队员。可是当时他“没有直接点名，只写他是长髯飘飘、在媒体上到处作秀的那个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谁”。前文中引用舒芜评价文怀沙屈原研究遭非议的文字来自《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而李辉也曾在2008年12期的《书城》杂志中写到过“二流堂”老人对文怀沙的鄙视态度。可能还有其他类似文章出笼，但因为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发行量较小的文化报刊上，受众一般都是圈内人，而且行文也多隐晦，没有拉开全面“揭盖”的架势，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大关注。

　　其实，学术文化圈与大众的隔膜一直存在，有时在学术圈里早已成为通识的东西，对大众来说却还是有些“少见多怪”。所以，有《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栏目想做些努力，当然这个努力是否成功又当别论。文怀沙是大众媒体捧出来的“大师”，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就算他自己再怎么自吹自擂，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效果。大众媒体的特点就是及时迅捷，缺少积淀和实证，连假新闻都时不时会诞生并转载蔓延，更不要说文大师这样高级的谎言了，如何能看穿呢？现在更有互联网的加入，讯息传播更快也更不可靠。那么，作为学者，是否也该考虑跨出象牙塔，把自己所学普及给更多的人呢？希望这种学界都知道，就是大众不知道的事，以后越来越少，窗户不再糊纸，那也就不需要李辉这样的勇士去捅破了。

　　诚如李辉所言，“我们的公众多么需要历史真相，多么需要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师，多么需要真正对得起后人的文化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