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周恩来与贺龙初次见面，两人一见如故，相知相惜。此后，他们志同道合，为革命事业共同奋斗。1969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并肩战斗40多年的这对亲密战友生死两隔，一时仓促的分别竟成了永诀……

　　三移住所，力保贺龙

　　1966年12月25日凌晨，一辆轿车悄然驶出中南海西北门。

　　轿车在市区兜了几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入万寿路新六所，在周恩来为贺龙夫妇安排的临时住所前停了下来。

　　这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行动。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林彪一伙就诬陷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康生、江青还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他们分别跑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煽动学生造贺龙的反。从此，贺龙在北京东交民巷的家就没有安宁过。为保护贺龙夫妇的安全，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不料，造反派们很快探听到了消息，他们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当时正值“一月风暴”，社会上很乱，周恩来对贺龙的安全放心不下，于是决定在自己的家中西花厅腾出一块地方，把贺龙夫妇接过来住。由于白天目标太大，他们只能趁深夜时采取行动。

　　1967年1月11日凌晨，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贺龙夫妇终于搬入了西花厅。在这段日子里，贺龙目睹了周总理天天夜间出去工作，往往天快亮了才回来。他心里惦着总理，也是一夜夜地睡不着。每到黎明前，贺龙就趴在窗台前，盼着总理早点回来。时值隆冬，天气寒冷，每天早晨见到总理拖着疲倦的身躯从汽车里走出来，贺龙心里都难受极了：他既担心总理的身体，又为自己不能为总理分忧而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