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我用了30年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我应该感谢李白，他决定了我现在的存在。”顾彬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说，“那时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学中文，他们想我将来一定找不到工作。他们是错的。”

　　这是顾彬近年第七次来中国大陆。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出版后，在中国引起不小的反响。2008年11月14—15日，一场名为“汉学与国学之互动——以顾彬《中国文学史》为中心”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

　　主持人在介绍他——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著名汉学家——的时候，他没有站起来。轮到他发言时，他说，“对不起，因为我刚才在做梦。”此前一天，他刚刚从香港转道北京。时间再往前推，他在台湾——在随身携带的保温杯内，有台湾最著名的白酒金门高粱，他每天都要喝几口。

　　原本学神学的顾彬，因为李白诗歌别样的吸引力，而走上研究中国文学的道路。“我应该感谢李白，他决定了我现在的存在。”顾彬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说，“那时很多人质疑我为什么学中文，他们想我将来一定找不到工作。他们是错的。”

　　研讨会期间，记者对顾彬进行了独家专访。

　　“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不一定是文学水平”

　　记者：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仍然没有中国作家获奖。这在大家意料之中。

　　顾彬：我觉得一个作家不应该考虑获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写作。一个人写好自己的作品就好了。

　　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不一定是文学水平。不少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委员听说某个作家是左派或曾经是左派，就经常进行争执。他们觉得，应该就社会来看文学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作为反映社会声音的社会良心。

　　记者：你译介和推荐中国当代文学的标准是什么？你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好，可是诗歌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失真的成分会更大。如果是古典诗歌，当然就更严重。

　　顾彬：对，你问得很好。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我的标准是欧洲1945年以前、中国1949年以前的标准。如果就中国来说的话，我的标准就是鲁迅这类的人。不光是他，还有其他的人。

　　另外，你不要忘了，朦胧诗派这批人，他们都受到欧洲二三十年代朦胧诗派的影响。当时，中国朦胧诗派的外文水平是很高的，他们的诗歌是第一流的。

　　记者：舒婷怎么样？

　　顾彬：舒婷非常好。但是她现在根本不写诗。她给我们留下了大概五六首非常好的诗。但是除了这五六首诗以外，她似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宝贵的东西。小说我的标准是鲁迅，他的语言能力是非常高的，还有他的思想。当代作家基本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的脑子是空的。

　　张爱玲、王蒙、丁玲

　　记者：你刚才提到鲁迅的标准，和他同时代的张爱玲的作品，你如何评价？

　　顾彬：张爱玲非常好，那当然了。但是很麻烦的是，她的一部分作品是英文写作，后来她自己翻译成中文。她的译本和原本味道都不一样，区别很大。另外她用英文写，所以她的这些小说应该属于英语文学，不属于中国文学。

　　记者：华人，但现在非中国籍，他们的作品算不算中国文学？

　　顾彬：对。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比方说，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该不该包括海外华人的作品？包括那些原来在大陆但现在拥有了外国国籍的那些作家，他们还坚持中文写作。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了这些从大陆出来的作家，但另一些海外华人作家在我的著作中找不到他们，比如今天参会的马来西亚华人作家张依苹，她也用中文写作，欧阳江河说她的文笔非常好，我应该介绍她么？她的作品属于中国文学还是属于马来西亚文学？这个问题让我头疼，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现在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大陆的作家作品——我认为，大陆和台湾应该统一，所以我把台湾也写入我的中国文学史里面。

　　记者：建国后，有些作家就不写文学作品了。像沈从文。

　　顾彬：我对沈从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我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他的篇幅不少，他的文笔非常好。

　　记者：建国后的前30年，王蒙的小说算是比较有名。

　　顾彬：王蒙的作品我在德国翻译、介绍了不少。他1950年代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到现在看，也是写得特别好。

　　记者：丁玲的作品呢？

　　顾彬：丁玲上世纪40年代写的作品，我们不谈她的英文水平有多高，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从内容来看，还是丰富的。我翻译、介绍了不少她的作品。

　　“我家里有当代中国文学的档案”

　　记者：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顾彬：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诗人多属于世界诗人。他们的语言、思想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在德国特别受欢迎的原因。你们的重要的诗人在德国都有出版自己的书。但是，你们的散文家、小说家和话剧家则不一定。中国小说家的小说，从德国来看属于通俗文学，所以真正的德国文人、知识分子、教授们，他们都不会看中国当代小说家的小说。

　　说到中国文学的地位问题，无论是德国还是中国，文学的概念都是非常小的，都是狭隘的。往往提到文学只谈小说，文学好像已经不包括诗歌，诗人都在社会的边缘。也可能，中国当代诗人的读者大部分都在德国，也可能是在我们德国反而能重视你们的诗，你们却没办法重视自己的诗。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如果单从小说来说，是很成问题的，但是我应该加一句话，我只能代表一个德国人的视角，不能够代表中国外的其他国家的立场。

　　记者：你就能代表德国了么？在德国内部，对中国文学的评判是不是也有不同的立场？

　　顾彬：很可惜，不是你说的这样。我原来希望，我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是错的。但德国报纸发表了我在中国说的相关话之后，无论是哪一个汉学家、无论是哪一个学者、无论是哪一个文人，不仅说我说得有道理，而且他们比我还可怕地更批判、否定中国当代文学。他们跟中国部分非常有名的学者一样，认为我研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是浪费时间。

　　所以我在进行一种斗争。一方面我应该告诉德国学者、文人，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工作。同时，跟中国知识分子在一起，我应该为我自己辩护，我为什么这么做？批判我的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这是一个双面的斗争。

　　记者：什么动力支持你一直这么做？

　　顾彬：就是有这么一个精神。我的个人精神是，我不会放弃什么。

　　1974年那次来中国以后，我开始注意到中国当代文学，以后我一直从事研究和译介的工作，在欧洲，恐怕也包括在美国，都没有一个人花这么长时间——三十多年，来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我这样说是客观的，我不会吹牛。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做了三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如果我停止的话，太遗憾，因为我家里有当代中国文学的档案，里面有好多好多宝贵的东西，以后我都会给北京现当代文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