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郭沫若与周树人

　　70年前，当时上海滩四大公司之首的永安公司曾推出一份文化杂志《永安月刊》，该刊于1939年5月创刊，办刊十年间大量刊载海上文人的文学作品，以及摄影、漫画、美术等佳作，为文坛留下许多弥足珍贵的史料。本文原载于1946年第九十期《永安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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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树人(鲁迅)逝世至今年的10月19日，是10周年了。在意料之中，到时必定有许多文友写文章的来纪念他。不用说，恭维赞叹的与批评的，两方面自然都有。现在把林语堂、郭沫若和鲁迅，来说一下。这样，他们三人的关系怎样，也可以知道一般。虽然人和人之间的好恶，不一定长久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三个人过去的有过什么关系，便知道当代文坛里有过这些轇轕而已。

　　说到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要是写起文章来，起码可写一两万字。但是不特写得麻烦与手酸，读的恐怕也感到疲倦罢。今呢，只得撮其要来申述而已。

　　林语堂在北京时和鲁迅的关系，据“林语堂自传”(工爻译)有说:

　　“当我在北平时，身为大学教授，对于时事政治常常信口批评，因此我恒被人视为那‘异端之家’——北大——之一个激烈的教授，那时北大的教授们分为两派，带甲备战，旗鼓相当:一是‘现代评论’所代表的，以胡适博士为领袖，一是‘语丝’所代表的，以周氏兄弟——作人和树人(鲁迅)为首。我是属于后一派的。……”

　　当这两派在北平大活动的时期，也是关于教育部与女子师范问题而发生论战最剧烈之时，他俩在那时也加入学生的示威运动。自从民国15年3月18日临时执政府门前闹了“三一八”事件，住在北平的作家，教授，新闻记者们50多人即被通缉，林语堂、鲁迅因在恶劣势力压迫之下，不能不悄然的先后脱离北京古城了。

　　林语堂回到故乡(福建)，在厦门大学担任文科主任，鲁迅因着林氏的招约，也在厦大任教。二人职务上的关系，虽然比较以前来得密切，然而他们两人的思想，始终是分流的。

　　他们两人的不同之点在那里呢？

　　从林氏自作的联子:“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便可以知道林是常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而逼着他自己要选择一个——新的或旧的，故他自己曾说“有一位好作月旦的朋友评论我说，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这原意不是一种暗袭的侮辱，我以为那评语是真的。我最喜欢在思想界的大陆上驰骋奔腾。我想到有一宗开心的事，即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福特氏(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之内，而让他们畅谈心曲——共同讨论货币的价值和人生的价值。或者我要辜鸿铭导引孔子投入麦唐乐(前英国的内阁总理)之家中而看着他相视而笑，默默无言，而在杯酒之间，得完全了解。”(见林语堂自传)夫子自道，比较客观评述，来得贴切。

　　鲁迅在“华盖集”续篇，有过这样的自述:“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起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的写作，对于旧社会的掊击，封建营垒的精神文明的嘲笑，和林是两样。

　　鲁迅的“阿Q正传”，是在我国文学的历史生命上传留不朽，好似向旧社会间封建制度掷下一颗巨量炸弹。鲁迅已经死了，但他的灵魂是永存的。而现在这个社会，每一个阶层的角落里。却仍旧现着无数阿Q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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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对于他自己的讽刺文学，也有自白，如:

　　“其实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成我自己风格完全是某某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并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将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而不至直叫天牌是天牌，白板是白板。我势不能不发展笔墨和权舆事情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者。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使不至流为虚声夺人，空洞无物，而只是礼教云云的谬论。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这样写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在绳子上跳舞，亟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中，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文学家了。”(工爻译林语堂自传)

　　林周两人的人生观不同，而写作的取材与技巧自然也异。他的区别无论在随笔、杂文、小说，各方面都是异常显著，这是读过他俩文章的人们都可以知道。

　　林的“瞬息京华”(MomentIn　Peking)，英文字数约25万，若果译成中文，就有50多万字，其中有佳话，有哲学，有历史演义，有风俗变迁，有深谈，有闲话，确是现代中国的一本伟大小说。书中分三大部，一、道家的女儿；二、园中的悲剧；三、秋日之歌。故事起源于1900年义和团之乱而至“八一三”上海抗日战事开始，差不多有40年的事实，这可算是林语堂著述长篇小说的处女作品。在美国销路之广，实在惊人。与鲁迅的“阿Q正传”相较，各有不同。前者字数多，后者字数少，然而他的影响，也是各人不同。鲁迅晚年没有写作小说，而林语堂却相反，是在45岁以后，祖国又在遍地烽烟的时候，才在国外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发表。由这一点来看，他们两位文艺写作的旅程是相异的。

　　写到这里，我记忆林火所译的一篇稿，有林语堂与鲁迅二人作品的评述，也可以算是赤裸裸描写他两个人的个性，撮要如下:

　　“鲁迅的作品里，带着象征的性格，在表现上带着晦涩的气味。相反的，林语堂的作品则取通俗的形态，表现很平坦明白。鲁迅拿着尖锐的刀子正对着现实，满脸上挂着焦急的忧虑。林语堂则走进现实的圈里很清闲的看书。所以鲁迅早早地故去，而林语堂则还很潇洒地活着。

　　“鲁迅好像受了俄国小说影响很深，林语堂似乎很得力于法国的小说。同时鲁迅的主观力很强，林语堂比较偏向客观方面。

　　“鲁迅的作品里充满了忿怒，悲伤与绝望；林语堂则始终澹澹泊泊的。鲁迅的小说的声音是强壮而沉重的；林语堂的小说的声音则无宁说是轻快，爽然。鲁迅的作品，垂着淋漓的鲜血；林语堂的作品，则吐着静静的呼吸。”

　　“鲁迅的作品是浪漫的；林语堂的作品非浪漫的。所以鲁迅的作品是‘国民性’的，林语堂的作品是‘社会性’的。鲁迅对于‘中国国家人’的意识很强，而林语堂则仅是‘中国人’的意识而已。”

　　他又指出他两人走到天涯海角，也不能相会的两个人，一言以蔽之，“鲁迅是个诗人，林语堂是个小说家。”的批评。

　　林火所译批评话有许多是对的。然而他们两个人个性是不同，因为所学的和对于社会观人生观的观点也各不同，自然对于写作，是截然两途。固然不能使鲁迅去学林语堂，同时也不能叫林语堂去学鲁迅，古人所说“各有千秋”一句话，真是千古不磨的定论。

　　林语堂在国外所发表的三本著作，如“我国与我民”，“生活的艺术”，和“瞬息京华”，是三位一体的著作，虽然前者两本是散文，后者是小说，然从思想上说来是一致的，这是凡是读过这三本书的人，都能够明白，用不着赘说。还有一本“啼笑皆非”，这是讥讽欧美的著作了。

　　拉杂的写来，虽是片断的叙述，可是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生，也可以得到一个轮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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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逝世至今十年，郭沫若今年的11月16日，是56岁了，从事文艺写作也已三十年。谈到鲁迅便联想到鲁迅的对头创造社，因着创造社又要说到郭沫若来。虽然郭与周没有一面之缘，周死后，郭也写过文章发表感想。然而在过去的历史上，他们是对头冤家，这是不必为讳的。

　　鲁迅在民国20年8月在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一瞥”，记述下来，寄到日本某杂志发表。这篇演词里，对于创造社，有些批判的话，这些话，不是恭维而是攻讦的，如云:

　　“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的出现。创造社是尊重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尊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文学研究会却也正相反，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是一面创作，一面也重翻译的，是注重绍介被压迫文学的。创造社既然是天才的艺术，那末，看那为人生艺术文学研究会，自然就是多管闲事，不是有些俗气，而且是以为无能。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心情的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译著出版，这一来，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

　　鲁迅这些话，既把“新才子派”的帽子加在创造社上，可说嬉笑有甚于怒骂了。后来郭沫若在写“创造十年”发端中，叙明因为读了鲁迅那篇“上海文艺一瞥”，才决心来做这部“十年”。那么，“创造十年”不啻是向鲁迅反攻的战具。“十年”的发端，大部分是与鲁迅驳难的文字，针锋相对鲁迅的“上海文艺一瞥”，郭是怎样说呢？

　　“在创造社的头上，加上了一顶瓜皮小帽，轻轻地便把创造社的一群穷小子化成了鸳鸯蝴蝶派。我们鲁迅先生，的确不愧是绍兴人，他的一枝笔实在有点风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于‘艺术至上派’，鲁迅先生似乎很是学贯中西，大约王尔德，政陀勒尔一类的人物，又是欧洲的鸳鸯蝴蝶派吧？是的，创造社尊重天才，尊重自我，崇创作，这倒不是什么罪过，无论在怎么社会里，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释罢了。我们鲁迅也不是一位文学上的天才吗？特别在‘辛辣的骂倒’上，其才尤其是天啦。就是‘重自我崇创作’一点上，创造社的那些穷小子，似乎都还没有我们的大天才鲁迅先生的那么‘专’！不信，请你去尝试一下吧。只要有胆量敢把‘先生’两个字误排成‘老生’，或者对于‘呐喊’，没有摇旗呐喊一下，你看他先生会怎样地慷慨，他至少会恭维你是才子的。‘恨翻译’？‘尤憎恨重译’？我自己似乎也是创造社里的一个人，我自己便翻译过不少的东西，并且也重译过不少东西啦。是的，那些东西，怕没有值得我们鲁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

　　鲁迅对创造社，和郭沫若眼中的鲁迅，他们的斗气，笔枪墨炮，也可以见到一斑了。

　　前几年，在鲁迅逝世的五周年纪念，郭沫若写了一篇“总是不能忘记”，虽然没有余愤未已的话，可是空泛泛地说些不切实边的话罢了。今年鲁迅的十年祭，听说郭沫若也准备有感悼文章发表，可说是郭的新感想。但是林语堂呢，远适异国，思想不同，环境又异，想不会有什么的应时感悼文章吧。

　　(《永安文丛》桂国强、余之/主编，文汇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作者：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