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点主观武断，漏洞百出，为什么还能大行其道？这也就是毕飞宇所说的，倒不如抛开有关顾彬说了什么热闹的话题，思考一下为什么顾彬在中国会有这样的影响力？

　　一

　　前些天在南京大学听了顾彬先生一个演讲。顾彬是如何进入中国视野的，这自然不必说了，但是，我特别希望这次演讲他不要再提到他的“垃圾论”，结果，他还是舍不得绕过，仿佛不提醒大家“我就是那个‘垃圾论者’顾彬”，大家便不知道他是顾彬似的。看来，“垃圾”已经成为顾彬这个品牌的标签，如同路易·威登包上的LV一样不可省略。于是，就像张爱玲所说的伤员爱恋着自己的伤疤，顾彬爱恋着他的“垃圾论”。

　　顾彬似乎习惯于用“垃圾”二字来评判文学，在他的演讲中，中国文学局部与“垃圾”二字结缘的机会也不少。可是，不管媒体所披露的顾彬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还是顾彬自己所辩称的中国某些女作家的作品是垃圾，这都不是一个学者应该做出的学术判断，也毫无学术价值甚至认知价值。如果一个学者只要简单地宣称某某文学是垃圾就行了，就可以宣道四方了，这样的学者也太好做了。罗四鸰在《“搬运工”顾彬》一文中指出，“顾彬对于当代中国作家的许多评价，几乎没有分析，只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无论这个判断是否客观是否准确，似乎都难以说服读者，更难以用学术二字来评判。”这话是针对顾彬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但也道出了顾彬作为学者的整体问题之所在。

　　问题在于，既然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简单而低级的判断，却为何成了热门话题？除了这句话客观上具有放炮的性质外，媒体制造轰动效应吸引眼球的迫切心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之所以现在有太多垃圾热门话题充斥我们的生活，媒体是“罪魁祸首”。每天都有学者说出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话，可是，媒体不会注意，因为没有媒体价值。什么话有媒体价值呢？越不靠谱的话越有媒体价值。顾彬的发言风格正是媒体喜欢的，自从一放炮被发现之后，他就成了媒体宠儿。

　　二

　　当今媒体固然让我们遗憾卡拉奇的时代已经过去，但顾彬本人似乎也该反思一下他是否入错行了，既然如此善于放炮，他应该去当一名爆破手，没准还成了董存瑞呢。顾彬这几年频繁来华交流，连他自己都感叹“在中国做了太多报告”。这些报告当然与他在媒体的放炮是有关系的。就凭这个“垃圾论”，顾彬吃遍中国，真是“变废为宝”了。还有，这些报告的费用和报酬可能没有一笔来自于个人腰包，而是来自于纳税人的钱。可是，顾彬在媒体放炮的真实情形是怎样的呢？据报道，在2006年，顾彬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回答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相关问题，然而，“如今顾彬感觉挺‘无奈’”，他说，“其实我是随便回答的。”把此中来龙去脉梳理一下，我觉得顾彬太幸运了，我们太可悲了。

　　我丝毫没有要贬低顾彬的意思，我觉得他尽管偏激，但偏激得很真诚，正如他所强调的，“我知道我的评价问题不少，但是我坚持我的观点。”演讲中，顽固而真诚的顾彬给中国作家开列了几个药方，几乎都是他“报告”了多少场就重复了多少次的内容了。我觉得顾彬的药方大多数都是对的，因为这种药方太好开了，绝大多数对于中国当今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开出来的。但是对于顾彬“好作家要学好外语”的药方，也是他的第一个药方，我实在无法苟同。

　　顾彬的论据之一就是歌德、席勒等人同时也是翻译家，可是，个案例证有多少说服力呢？你可以举出N个正面个案，别人就可以举出N＋1个反面个案来。我认为，沈从文之所以能够写出他的湘西小说来，就在于他不会外语，没有介入西洋文化，他的原汁原味的视角、感觉和语言没有被破坏以至于流失。顾彬的论据之二就是如果中国作家学好英语，就能发现张爱玲和林语堂英语原创作品中较中译本优长的地方了。亏他想得出来，我们有几个张爱玲和林语堂，张爱玲和林语堂又用英文创作了多少东西呢？因为某样东西用左手去取更方便，我们就要使自己变成左撇子吗？我相信，张爱玲的精妙幽微处，绝对是用汉语表达最出神入化，因为，人的语言和感觉是相通的，张爱玲的语言就来自于她对那些中国式人情的感觉，而且她那些一个眼风一句绵里藏针的话之类的小包袱，上海人肯定是最读得懂的，因为她的水土是上海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离开文化的水土，语言不会更自在。

　　更不可忽略的是，学语言难道是那么容易的事吗？现在的中国人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一直到评教授了还在学，可还是学得半生不熟。据一位资深外语老师讲，汉语说得特别好的外国人，往往都有一位中国配偶。恰好顾彬就是一个例子，他娶了一位中国妻子，等于全天候的汉语家教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可是，汉语依然不过如此，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许多中国作家作品的阅读还是多靠德译本，他还在演讲中称自己是某某作协的“协长”。那么，你让一个中国作家把英语学到比汉语还能领略张爱玲林语堂的妙处的程度，那得下多大功夫啊？那他还有时间去当作家吗？如此一来，可能中国就没有作家了，而是多了许多翻译家和外语人才。

　　顾彬在演讲中说，自己是作家、诗人和汉学家、翻译家。有人问，这两种身份之间，您认为自己首先是什么？顾彬回答，二十岁的时候，他要当作家，可是后来发现，学外语搞翻译更容易些，于是他就走到后面这条路上来了，但是最终，他更看重自己的作家身份。可现实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作为作家和诗人的顾彬，他自己也说:“我的同事也不认可我是作家。”那么不妨以顾彬为例，来分析一下写作和学外语的问题。其实，顾彬的初衷是写作，最终愿望是成为作家，但因为他更擅长学外语，写作困难一些，于是，他就把写作置后，成了汉学家和翻译家。由此可见，他是避难就易的，因为那更有利于他才华的发挥。然而，对于成为作家的这些人来说，写作才是他们擅长的事，学外语显然更难，那么，又有什么必要让他们避易就难呢？

　　顾彬重视语言是对的，但是，不能偏到把外语当作作家本行的地步，指望借助外语的神力来提高写作，基本上是不靠谱的事。因为自己外语好，就把外语夸大为一切，更是没有必要。有人反驳顾彬，中国的古典文学写作者都不会外语，但中国古典文学很辉煌。顾彬说，我说的是现当代文学。这就好比阿Q骂“假洋鬼子”为“秃儿”，对方要打来时，阿Q赶紧指着一个孩子说:“我说他！”我承认顾彬是一个真诚的人，对中国文学不乏自己的古道热肠，但是，真诚固然真诚，谬见依然是谬见。一个人坚持一己之见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是，如果一定要拿谬论当真理来硬挺，就算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没人承认你是布鲁诺。

　　三

　　听顾彬的演讲，我感觉他对于中国文学状况的判断不如对德国的可信，这是由于他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隔膜造成的。比如，顾彬在演讲中强调作家的良知，他说:“中国作家不互相帮助，而是互相轻视，很可怕。”可是，他举的“不互相帮助”的例子，居然是艾青、丁玲打压朦胧诗。这难道是一个“不互相帮助”那么简单的事吗？丁玲还一面以很“左”的名义创办了《中国》，一面又发了许多很先锋很“右”的作品呢，这又如何解释？

　　因为隔膜，顾彬很容易化复杂为简单，比如，他认为，作协是打压作家的，他的论据就是上世纪他曾经在德国举办什么活动，邀请中国的一些作家参加，可是，作协想派“他们的”人去，最后，由于时任文化部长王蒙的支持，他才如愿邀请到了他想邀请的作家，其中包括王安忆。据此得出作协打压作家的结论，太片面了，而且，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须知，王安忆现在就是作协主席。如果说中国作家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作家有什么幸运的地方，我想就在于中国作家有作协。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否定的时代，否定就意味着进步和革命，反体制一定是代表良知和正义的，这是否走向了不恰当的另一极呢？

　　事实上，我一直怀疑西方作家评论家是否能够真正读懂中国作品。2008年8月20日《南方周末》有篇文章写道，《纽约时报》组编了一期中国文学特辑，评论了四部中国小说，其中王安忆的《长恨歌》获评价最高。《长恨歌》的书评是现任美国笔会主席、美国女作家芙郎辛·普罗斯写的，称王安忆为“专业评价极高”的作家，这被认为是一个极高的评价。那么，她的“专业评价”是什么呢？国内评《长恨歌》，常常有一个极大的不满足:女主角王琦瑶到底是如何熬过“文革”艰难岁月的？那几年为何写得如此简略？而普罗斯对中国所知有限，所以，在她看来，跳掉几年正是作者的言论自由。普罗斯认为，王琦瑶是以不动来抵消革命的。这实在是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把美国人了解世界的眼光单一化了，这种单一化的眼光又把美国以外的世界简单化和理想化了。普罗斯显然认为个人完全有权力选择革命与否，但我们在“文革”当中的事实是，革命在毫无商量地选择个人，那些随便把“作风有问题”的人拉出来、脖子上挂着破鞋游街的事情，普罗斯是不会理解的。

　　既然西方人能否真正读懂中国作品是可疑的，将“被西方认可”当作写作的极大成功就更可疑了。我们对于西方的误读也是一样。最懂你的肯定是跟你处于同一文化语境的人，所以，作家首先还是要为本民族写作，否则，很可能就是邯郸学步。文化上的“隔”，是血液里的隔，骨子里的隔，一张嘴就能捕捉到的口气里的隔，永远无法消泯。

　　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既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观点主观武断，漏洞百出，为什么还能大行其道？这也就是毕飞宇所说的，倒不如抛开有关顾彬说了什么热闹的话题，思考一下为什么顾彬在中国会有这样的影响力？

　　四

　　顾彬现在把自己一面摆在中国文学的法官的位置上，一面摆在将中国文学推向德国的救主的位置上。体现于他的“垃圾论”，“我说的并不算什么严厉的批评，许多德国作家其实并不欢迎中国作家，他们根本不看中国小说。”“在许多德国读者眼中，中国小说属于庸俗文学，一般只有没有什么文学水准的人才会看。”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想发出一种呼救声”……等言论中。

　　顾彬的强势话语有多少中国作家不想反驳呢？可是，又有几个作家愿意“得罪”他呢？所以，他能够大行其道。也许，更需要抵制的不是顾彬的过激言论，而是我们自己的媚骨。顾彬在中国的走俏，绝不是一般的“他山之石”或“外来和尚”的问题，而是顾彬的汉学家和翻译家的身份。几乎所有来自西方的汉学家都被中国作家当成自己在西方的准代理人和推广人，没有人不买他们的账。而拼命敬奉的结果就是使他们说话越来越吓人。顾彬为什么受到如此敬仰？不就是因为他“骂”了你们吗？我想起一位朋友跟一位小官员打完交道后说的话，“你就得骂他，你不骂他，他就不知道你是谁！”我朋友就是骂了那小官员之后，拖了很久的事立马办了。

　　宁可不走向世界，也不能那么气短。写作的人境界很重要，你放弃了自己的境界，你的写作就矮了，那么，再多的顾彬也没法使你在德国牛起来，再多的马悦然也没法把你弄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作者：李美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