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首风波”中民族情绪能否走向文化反省

　　胡印斌

　　我们在意的到底是兽首的文物价值，还是其所标志的国耻，抑或是兽首之外千千万万的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呢？对于国耻，事关历史叙述，很多时候，只剩下在逢五逢十的标志性年份，一拥而上纪念纪念。而且，拥上来的人群也缺乏最本真的体认，更多是来寻觅往昔的荣光。至于文化遗产，这些年来，经由我们的双手毁掉了多少珍贵的文物遗址。即便是那两个兽首的家园圆明园的福海，不也给它铺上了水泥硬底了吗？由兽首出发，也许能够推动一些思路的改变。

　　又是法国。罔顾中国人民的感情，执意拍卖圆明园文物……近一个月来，两件圆明园青铜兽首的拍卖和反拍卖，裹挟着媒体和公众进行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情绪发泄。对屈辱历史的沉痛记忆，对强盗行径的隔代声讨，对文保现状的不满和质疑，以两件生肖兽首为触媒，抛掷着，撕扯着。与此前家乐福事件一样，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贯穿了事件的进程，律师作秀？媒体炒作？还是暴民躁动？其间情状意味深长。

　　先是圆明园鼠首兔首拍卖消息传出，1月，在官方尚无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中国67名律师拟通过法律途径阻止拍卖，民间追索流失文物的声音由此升温。2月12日，中国外交部回应法国拍卖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至此，官方、民间的意见表达在互动中渐趋一致，比如有论者这样写道：一时拿不回来的流失文物，就让它先放在国外吧，让中国人多一份屈辱的念想。这念想，也是可以成为爱国教育的。

　　理性和克制，在法方执意拍卖之后，同样有所体现。比如，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组长罗哲文就指出：圆明园12生肖工本、工艺等并不特别，价值顶多几十万元人民币。它们的价值，不是经济和艺术价值，而是政治价值，因为这是侵略者的罪证。主流声音的这种克制和理性，虽然未必完全说服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降温”效果是明显的。

　　不过，扰攘喧嚣中，也摇曳着很多看似理性其实更容易激发民族义愤的话语。或许是为了给中国人“降温”，很多论者试图揭出包括圆明园在内的很多文物遗址其实是中国人自己毁掉的“史实”。然而，即便“果真如此”，怕也不能开脱了或者干脆替代了侵略者烧杀掠夺的史实。这是两码事，此刻搅和在一起，只能是扬汤止沸，让事情越来越乱。

　　我们当然需要从单向度的民族情绪发泄，从个别历史细节的借题发挥，进一步走向对民族、对国家、对历史的整体性文化反省。但在路径选择上，一味强调中国自己应该承担的“被侵略”责任，一味发掘焚毁圆明园事件中中国人自己的“咸于抢掠”，一味在别人大肆拍卖故国文物时无动于衷甚或超然物外，无论如何，都不是一种真诚的反省。克制是因为毕竟事过境迁，理性是因为还可以积极寻求其他更合宜的途径，但克制和理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放弃愤怒的权利和坚持追索的努力。这是文化反省的底线。

　　文物问题从来就不单单是文物的问题，希望文物的归文物、政治的归政治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从文物史来看，越是命运多舛、遭际复杂的文物，凝结其上的各种符号就越多，漫漶其间的各色纹路就越深，其所承载、凝结和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也就越丰富。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一层层累积在文物之上的世事变迁、岁月留痕，或可相当于文物表面的“包浆”。那是在悠悠岁月中灰尘、汗水、泪水，把玩者的手泽，或者土埋水浸，经久的摩挲，甚至空气中射线的穿越，层层积淀起来的沉静温存之气。能轻易拂拭得去吗？

　　国民对于这样经历了国运跌宕、历史变迁的文物有一些激烈、热切的表现，并借此翻腾翻腾屈辱的、悲惨的乃至被损害的历史，实在是正常得很。既然民族国家存在，这样的情绪就不可或缺。讨论和争辩，也会厘清一些已经模糊了的历史事实和文化记忆。有学者担心“文化问题成为国家间的政治问题，虚拟的泛政治情感，真的成为家国间的民族情感”，这担心大可不必，事实上，现在看上去的“过度热烈”，不过是以往“过度冷漠”的反拨罢了。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别人可以飘洋过海，焚我家园，掠我宝贝，我们连讲都不能讲？

　　现在需要的，应该是从民族激烈情绪脱胎出来的文化反省，而民族情绪、抑或是“民气”，是文化反省的起点。实际上，这一轮的“兽首风波”，早在去年10月份就喧闹过一次了。那一轮的“喧哗与躁动”至少弄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大家均不赞同以“回购”的形式买回被别人掠夺走的圆明园流散文物，那无疑于给“赃物”、“罪证”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也因此，这一次没有充大头，没有以爱国的名义耗费公帑民财，把文物“买回来”。很好。埃及追索被法军掠走的狮身人面像胡须，坚持不出一文，为此居然等了193年，国宝终于回归埃及。此外，1977年扎伊尔向比利时索回了数千件文物，1980年伊拉克向法国索回了《巴比伦法典》和《汉穆拉比法典》的部分，2002年埃及向德国索回了一具古埃及法老金棺棺盒……在外交努力和国际公约的框架下，中国人一样可有作为。时间长一点、过程曲折一些，都不要紧，这样的坚持才是最好的文化反省，这个努力的过程才是最好的国民教材。

　　除了对外的文化坚持，对内方面，还要思考一下，我们在意的到底是兽首的文物价值，还是其所标志的国耻，抑或是兽首之外千千万万的物质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呢？对于国耻，事关历史叙述，很多时候，只剩下在逢五逢十的标志性年份，一拥而上纪念纪念。而且，拥上来的人群也缺乏最本真的体认，更多是来寻觅往昔的荣光。至于文化遗产，这些年来，经由我们的双手毁掉了多少珍贵的文物遗址。即便是那两个兽首的家园圆明园的福海，不也给它铺上了水泥硬底了吗？由兽首出发，也许能够推动一些思路的改变。

　　一场“兽首风波”，惊起几多激烈反应。有论者总结，此次追讨最感欣喜的是凸显中国公民社会的茁壮成长与理性维权精神；也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其作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来放大。其实，没有比这更能牵动如此广泛人群注意并参与的事件了。正是这种种样态的真实呈现，让我们感受到这一事件中蕴涵的价值和意义。以此为起点，或可寻觅出一条我们所习焉不察的隐秘路径，经由这条路径，文化的反省有之，社会的反思有之，政府的警醒亦有之。那就是，善待现有的，找回失散的，养成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