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

　　父亲于12月26日在这份文件上批示：

　　赵总理：“杨副主席要我请示你有何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对此建议，遵你曾对我指示的原则，我说明如下几点意见。……其另外项，可不必要。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

　　不难看出，他的用词极为恭敬，不是批评过他是个“惹不起的人吗”？但他还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饭的！要拿就一起拿过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

　　总理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

　　父亲晚年回忆时说：“80年代初，我遇到的问题是，国防工业系统，军工产品需求量减少了，研究、生产部门过剩了，除二、七机部还有事干以外，搞常规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闲下来了。我提出，军工企业搞民品，一定要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下进行。但他们那时把国防工业只视为包袱。我和赵总理为核电站吵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两年后，我们自己搞起来了，他们这才发现国防科技力量确实有优势。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这些部门通通转向搞民品，武器装备也不管了……

　　“这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机部改成船舶工业总公司后，海军要船，双方就只能讨价还价。

　　“我看到这样的言论，认为国防尖端科技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现状不协调，是畸形发展。这是不对的，我说是特形。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正是我们的强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通过国防科技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削弱它，甚至是取消它。”

　　“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

　　国防工业要不要改革？父亲认为，当然要！但怎么个改法要从国情出发。美国搞的是市场，苏联搞的是计划，我们是沿袭的苏联。在冷战中，苏联垮了，但是不是因此就转而走美国的路？

　　从1979年到1983年，父亲会同国务院对三线建设进行了调整：一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调整投资方向，停建、缓建一批基建工程；二是将军工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转向民品生产；三是对选址不当，难以维持，或者重复建设的，实行关、停、并、转。1983年底，国务院成立专门机构，对三线建设进行全面调整改造，一是调整企业布局，二是调整产品结构，三是技术改造。

　　在和父亲的谈话中，我问，你的观念是不是还停留在计划经济的老套路上？

　　父亲说：“不要以为什么都是商品。市场经济也不是唯一的，国防、环境、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就不是市场说了算的嘛！”

　　“改革是必须的，但不是只有照外国的去做才叫改革。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历史形成的，衡量它的标准不是市场效益，而是战场效益。不是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是国家生存的安全利益。”

　　“再有，军队不是单纯的买武器。从战争需要出发，不仅要考虑军品的价格和质量，还要考虑生产企业的战时应急能力和技术发展趋势；而民品，买的人只考虑价格和质量就够了，没有哪个人会考虑企业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因此，军品竞争决不能是简单的优胜劣汰，将失败者彻底淘汰出局。”

　　“我不反对改革，我说的是改革步子大小的问题。在国际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我们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谈何容易。弯子太大、太猛了，多少年都捋不顺。掉下来，再赶就难了。”

　　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违心地去做他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第一次看到他有自己的见解而不去陈述。那个浑身是刺的张爱萍上哪里去了呢？

　　我对他说，我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你为什么不力陈你的意见呢？

　　父亲说：“怎么没有提过？你没有看到这句话吗？‘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国防工业，国家安全，究竟走什么路？这才是问题的要害和原因。”

　　但父亲似乎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这个大国能靠买武器过日子吗？既然在根本路线上都动摇了，我说何益呢？”后来在重新印发文件时，“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它一万架飞机”这句话给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