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养“士”还是养工具?
读书报:您刚刚说到人的素质,人的素质教育和呈现的精神面貌的问题。我想起像张晓刚还有方力钧的一些油画,中国人面目模糊,迷迷糊糊差不多的那种状态,您在文章里面谈鲁迅,谈民国学人很强调精神状态、精神面貌,以及时代赋予他们的空间。我联想您近些年对于中国教育的批判,中国传统儒家教育为国养士的传统,中国以前一直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觉得当前的教育体制下,百年以后会为中国培养出什么样的“士”?
陈丹青:“养士”这句话不准确。所谓的“士”:士子、士大夫、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这些词,照古代的话讲,就是忠君、爱国、治国平天下,照现在的说法,接近独立人格,讲立场,讲底线,是有自尊的人格。
所以不是“为国养士”,而是“养工具”:你会玩电脑,你会造汽车,你会做飞弹,好,养这么一群“工具”。这种“养”从来没停止过。中国人聪明,科技人才不缺,但到头来政府也不满意,要呼唤有“创造性”的、有所谓“原创性”的科学家。有吗?看来没有。为什么?因为不是在养“士”,而是养“工具”。士,是有精神的,有人格的,工具只是工具,只知道被使用,不可能有“创造性”。所以最后发现养工具的教育不行,不满意,不成功。
这是养工具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叫你下蛋,而且是“原创性”的蛋,另一方面呢,这也要管,那也要管。我为什么那么痛恨两科考试,因为它从小学开始叫你听话,给你一个模式,在模式里打转。这不是人文教育。谈什么“士”?不可能。
读书报:那您觉得最近大学这两年推动的通识教育,安排通识教育课程,本科生阅读经典,您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对当前的教育有一点纠偏作用?
陈丹青:当然好啊,通才教育之类,点点滴滴做起来,总比不做好。但问题是你要大家看书,哪有时间看书?哪来心思看书?孩子们大部分时间必须啃教材,啃教材为了什么?为了考试。考试为了什么?为了拿学位。这么一个教育的功利系统、功利链条,没有环节留给学问,留给读书——我指的当然是所谓人文书。
目前要紧的是实用教育。实用,就是立马见效。我每次跟大学生讲演,一对话,翻来覆去的问题就是怎么让我快点儿成功?快点儿混到像你这个样子?混到每个月有万把块钱收入。这才是他最关心的,最焦虑的。通识教育是文火,慢慢慢慢熬,你不能指望这锅汤十分钟就热,谁有这个心思?有这份耐心?热衷人文的极少数青年在这种功利文化中会痛苦,他周围没有求学气氛,他很不实际,很孤立。如今大学没有学术气氛、没有朝气,就是这个原因。
你只要稍微了解大学的情况,就发现教师心思不在教学,学生心思不在求学,大家混,快点混过这几年,拿个学位,弄个职称,对家长对社会有个交代:这是普遍状况。这时你来搞通识教育,请坐下来,安静下来,听我说说通识——这样的孩子有多少?就算有,多少年才能见效?对教育的整体会有什么影响,我想不出来。但不管怎样,你还是得去做,不做,更糟糕,更没希望。
读书报:我参加过两次通识教育讲习班,去的人大约三四百人。
陈丹青:我也想接受通识教育,我没上过学,我非常想从头学起。大量经典我没读过,读了也未必懂。
读书报:您在《退步集》到《荒废集》这三本书里面,非常关注您在大学的讲演以及学生的提问,他们一般的问题的确是非常实用、功利化取向,就是我怎么样成功?可能跟整体的大环境有关系,量化,大家都在量化,我能有什么用处,我能得到什么。
陈丹青:索性完全量化也好,量化多多少少是科学方式,实际情况是,目前教育的核心价值是机会主义,大面积的机会主义。什么是机会主义?就是看你会不会混,谁识时务,谁得好处,最后就是学会“混”,“混”就是“教育”。
读书报:大学在混,知识精英也在混。
陈丹青:无比精致地混,混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