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牛津之战”由激烈到平淡
《物种起源》发表后,立刻震动整个学术界和宗教界,强烈冲击了人类的思想、宗教和政治领域,引发了一场人类认识领域的大革命。支持和反对双方百年多来激烈交锋,至今不息。
迄今,越来越多的生物化石发现,日新月异的基因遗传学研究成果,已越来越有力地证明了进化论的科学性。进化论与生物学自然融合,成为现代生物学的主流观点。
但是,进化论违反《圣经》创世纪里记述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信条,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宗教争论的焦点。甚至在今天,笃信宗教者仍然宣称进化论不可信。
《物种起源》一问世,在英国就引起无数激烈争议,其中经典的是“牛津之战”,这是1860年6月30日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一场进化论大辩论。赞成方以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赫胥黎为主要代表,反对方的领军人物则是威尔伯福斯大主教韦伯福斯,双方唇枪舌战,场面非常激烈。英国《卫报》在回顾这场辩论时,又重温了双方的一段经典问答:反方问:“既然人是猴子变过来的,那么你到底是猴爷爷还是猴奶奶的后代?”赫胥黎回敬道:“祖先是个猿猴,这并不可耻。如果祖先是个才智超群却善于混淆视听的人,那才可耻。”双方都认为自己赢得了这场辩论,不过听众的感觉是赫胥黎占了上风。或许是牛津风气使然,辩论结束后,双方并未拂袖分道,而是到餐馆共进晚餐,继续抬杠过招。
日前,牛津大学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再次举行辩论,正反双方的代表由顶尖进化生物学家和前牛津大主教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担纲,不过这场辩论已没有了往昔的犀利和激烈,辩论并未过多围绕达尔文和进化论,主要在探讨宗教中一些尚无答案的问题。在这天晚上的辩论中,双方只有花拳绣腿,最终皆大欢喜。辩论虽多少让人失望,却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在《物种起源》问世150年后,进化论已成为很多人的常识,毋庸争辩。
英国国教最高主教威廉姆斯2006年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中明确表示,他反对在课堂上教授创世论,尽管他认为这样会将《圣经》降格到只是与其他理论平起平坐的一种理论的地位,但他也承认,灌输创世论“不但不能对创世说的教义产生有利作用,反而会起相反作用”。如今,英国69%的人赞同在学校教进化论,政府对生物学研究的拨款要远远高于对教会的税收优惠。上个世纪50年代,剑桥大学的多数生物学家并不相信进化论,而今天情况正好相反。这足以表明,进化论在英国已压倒创世论。
当然,反对进化论的声音有时也不弱。12日,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该市主要博物馆乌斯特博物馆就因为举办达尔文展览惹来麻烦。北爱议会议员、议会教育委员会主席默文·斯托利要求博物馆同时举办创世论展览,否则就要把博物馆告上法庭。斯托利说,进化论只是一种很难让人信服的理论,由于达尔文诞辰的缘故,这些天进化论漫天飞,但是科学界仍然有人质疑进化论,这些质疑之声应该公之于众。他认为,岩石不是形成于5亿年前,因为根据《圣经》,岩石只是在耶稣诞生前几千年时才被创造的。
美国:从“猴子审判”到学校禁教创世论
与日益世俗化的欧洲相比,在超过80%的人信仰宗教的美国,达尔文的进化论遇到的质疑和反对更多。最著名的是1925年7月10日美国田纳西州戴顿镇举行了一场举世关注、被史书称之为“猴子审判”的世纪大审判,好莱坞在1960年根据此案拍过电影。当时,美国宗教徒推动田纳西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在学校生物课讲授进化论,而只允许教授基督教的创世论,违者罚款高达500美元。但该州戴顿镇的青年教师约翰·斯科普斯不甘违背科学知识,在生物课继续讲授进化论,结果被宗教徒告上法庭,即刻引起全美国舆论的关注。原告律师布莱安是前国务卿,曾三次被推选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尽管有著名人权律师达罗出庭为被告辩护,但是教授进化论依然被判败诉。到了1987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创世论为宗教学说,禁止在学校传授。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宗教界又发起新一轮对进化论的反攻,由信仰宗教的科学家出面,掀起一场“智慧设计”运动。他们宣称,世间生命复杂繁多,仅凭达尔文的进化论难以解释得通,必有一个全智全能的设计者。不过他们始终无法证明这个设计者的存在,对此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他们一度让一些学校开讲智慧设计理论,结果遭致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2005年美国州法院判定“智慧设计”为改头换面的创世论,而非科学理论,不能在课堂传授。
今天,依然有四成美国人不认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查尔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前夕,美国媒体的一项民调显示,对进化论,只有39%的美国人表示相信,而25%的美国人则不相信,另有36%的美国人对进化论和创世论莫衷一是。而是否相信进化论与受教育水平和信仰宗教有极大关系。高中毕业者中只有21%的人相信进化论,而具有研究生学历者中近74%的人相信进化论。参加教堂礼拜次数越多者,越不相信进化论。年轻人比年长者更相信进化论,不过在年龄18到34岁的人群中间,也只有49%的人相信进化论。
达尔文和林肯,谁更伟大
进化论问世后,不仅冲击了宗教,而且对政治和社会同样带来巨大影响,典型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在西方高速发展,社会出现残酷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急需寻找一种理论来自我辩护,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运而生,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斯宾塞和白哲特、美国的索姆奈。根据自然界的食物链现象,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提出“弱肉强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认为像生物界一样,每个社会个体为了生存,都要不择手段成为强者,只要获得财富就是成功的标志,穷人则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社会就是这样优胜劣汰地进化。社会达尔文主义支持盎格鲁-撒克逊人或雅利安人在文化上和生理上优越的说法,成为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的理论基础。纳粹德国据此提出所谓优等民族和劣等民族论,为大屠杀提供理论支持。今天,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已经衰落。
在纪念达尔文二百周年诞辰之际,英国媒体有文章评论说,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改善,“适者生存”在现今发达国家不再表现为体格优势,而是社会优势。比如,银屏舞台上,塑造的尽是俊男靓女、聪慧之辈,而年老和貌丑者早早就下台退场。富人减肥减得皮包骨头,整容整得去真存假,不愿生儿育女成为时尚。这与达尔文生活的时代竟成反差,21世纪崇尚的似乎不是进化,而是退化。达尔文若在坟墓中还有知,会不会辗转难眠?
2月12日恰好也是美国总统林肯诞辰二百周年。英国有纪念文章问:达尔文和林肯,科学家和政治家,谁更伟大?马克思说过,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文章作者的结论是:把崇敬献给达尔文,把选票投给林肯。
本报驻伦敦记者 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