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生死场》吸引了一代代的读者，但萧红的形象在大多数读者的心中却依然是模糊的。不久前，学者林贤治的《漂泊者萧红》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在书中，林贤治着力刻画了萧红作为现代作家中少有的漂泊者形象。或许以此为契机，读者能够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萧红。

　　萧红的当代意义

　　新京报：在已有多本萧红传记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会再写《漂泊者萧红》？

　　林贤治：写作萧红传记的动念，原是出于偶然。但是，在重新阅读了萧红全部作品及相关的传记材料之后，产生了一些新的感受和认识。及至决定写作，事情就并非偶然，而是带有表达我个人关于萧红及中国社会与文学观念的强烈愿望在里面，成为必然了。

　　二十年前，我在报上读到黄宗英先生的一篇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关于妇女解放问题，她说现在比起五四时有所倒退，其中有“只差‘三从四德’没有说就是了”一类的话，令我十分震撼。所以，萧红作为“五四”的女儿，她对个性解放和自由爱情的执著追求，至今尤其具有启示的意义。

　　人生之外是文学。其实，对作家来说，文学是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自由的追求，在萧红那里是一以贯之的。她一生的创作，始终顽强地表现了她的思想和个性，她的平民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立场。就说讽刺小说《马伯乐》，以启蒙体现救亡，在当时的大队的“抗战文学”作品中，是明显的非主流，甚至是反潮流的。小说发表后，当时就有人站在“民族大义”的道德高地进行批评，可见作为一个作家的萧红的勇气。

　　为什么要写《漂泊者萧红》？我想通过萧红，揭示“自由”的悲剧困境，彰显一种自由意识，无论在文学还是在更广阔的人生之中。

　　新京报：你认为，以往萧红传记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林贤治：我不想评论以往出版的萧红传记的得失。我只想说，我意欲放进《漂泊者萧红》里的一些东西：一、对传主和主要的“相关者”的关系变化，除基本情节外，重在情感关系的梳理。比如萧红内心矛盾的表现，与萧军结合前后的矛盾，与端木结合前后的矛盾，还有就是在她与萧军、端木之间的取舍去留的矛盾，都是不一样的，具体而微妙的。在传记中，我力图表现得真实一些，当然如愿与否又另当别论。二、从女性和穷人的双重视角出发，着重揭示作家萧红的创作心理，显示她明显被低估的文学成就。传记对萧红小说的解读，就胡风和茅盾的评论有所批评，这在以前的传记中是没有的。三、注重生活经验到文学经验的切换，突出爱与自由作为一种理想价值在萧红的生活与创作中的不同的表现形态，以及贯穿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新京报：我在读你这本传记的过程中，感觉传记作者的身影在内容中出现过于频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于一本传记所要求的客观性。你对此是怎样考虑的？

　　林贤治：你所说的“客观性”，据我的理解，应当指使用史料的真实性，也即事实性。我认为，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从事件———哪怕是个人性事件———的情节直至细节，任何虚构都只能给传记造成损害。至于行文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即你说的出现“作者的身影”，我一点也不想否认；所谓“主观”，除了直接的议论之外，包括叙述和描写，确实融入了个人的喜恶。在我看来，这是正常的，也是我所追求的。其实，传记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写法，直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中国传记在形式上太不讲究，太保守，太流于单一了。

　　新京报：从书名和内容来看，你强调的是萧红作为漂泊者的形象。我读完你这本书之后，感觉这里面有两层意思：一是她短暂一生的生活漂泊，行踪不定，少有平静、安定的时候；二是她一生精神上的漂泊，即你在书中所强调的，她一直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对于文学的阶级性，“国防文学”等口号并不认同，因此和鲁迅类似，这种独立不群也注定了她只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抵抗生命个体与生俱有的孤独，这也意味着她在现实中要遭遇种种艰难。你怎样看待这种理解？

　　林贤治：你从两个方面解释“漂泊者”，我认为是准确的。漂泊，除流浪的本义外，一是自由；二是在途中，进行，过程而非目的；三是独立，孤立，无归属，边缘化。所以，萨义德会称知识分子为“漂泊者”。

　　新京报：从精神层面而言，萧红追求自由；在感情层面上，萧红一生都在追求爱。但是，纵观萧红一生，一直生活在贫困中，这危害了她的健康，很大程度上也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当然也是她精神追求和感情追求的障碍。从这点来说，萧红是否过于理想主义了？

　　林贤治：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文学成就被严重低估

　　新京报：你认为，“萧红是爱者，然而，她一直遭到被爱者的剥夺”。从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的关系来看，这种印象极其强烈。你对萧红爱情悲剧的解释是她对男权社会的反抗所引起的“文化价值观念深层冲突的结果”，但是我认为，萧红自身的性格因素恐怕也是爱情悲剧中重要的一环，但是你很少论及这一点，为什么？

　　林贤治：萧红有爱人的一面，也有自爱(自尊)的一面；有软弱的一面，也有刚强的一面。作为个人的悲剧，在我的传记中，其实并未忽略性格与环境(包括人际关系)的互动性。我的理解是，悲剧不仅仅表现为性格冲突，实际上，它超越了单纯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的意义，在更深的层面上，同时也反映了价值观念的冲突，文化的冲突。

　　新京报：你认为，萧红的文学成就被严重低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状？

　　林贤治：抗战之后，国家意识形态因为民族战争的兴起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治代替文化，救亡代替启蒙，阶级性代替人性，宣传代替艺术，在这种语境的支配下，萧红具有鲜明的个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女性主义倾向的作品的价值不可能被充分认识。在文学史教科书里，她的《生死场》被当成了“抗战文学”，而她也因此被视为一般的“左翼作家”，书中丰富的人性内容和非主流倾向被遮蔽了。这种情形一直延至八十年代，而这时，一种文艺思潮正好为另一种文艺思潮所代替。一些与“鲁迅”、“左翼”相关的作家和作品普遍受到轻视，其间译介过来的美国学者夏志清以“冷战”思维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为突出，然而在学院中被奉为圭臬。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与思想知识界“告别革命”论相呼应，文学界贬损鲁迅及左翼进步作家简直成了一种时尚。就这样，萧红成了前后两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牺牲品。

　　新京报：在你看来，萧红在文学史上应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林贤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