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生子后坚持做了绝育手术

　　1946年春天，江竹筠要生产了。她借住到川大附近文庙街姓丁的中学女同学家里。4月初的一天，江竹筠难产，她的同学找了一辆黄包车，把她送到华西医科大学协和医院妇产科住了下来。由于难产，需要做剖腹手术。手术前，江竹筠作出了大胆的决定：请求医生在做剖腹手术的同时，为自己做绝育手术。

　　江竹筠何尝不想多要孩子，享受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可是如今斗争越来越残酷，前方的道路更加艰辛，为了今后工作的方便，只能忍痛割爱啊！

　　在她的再三坚持下，好友董绛云签了字，医生才给她做了绝育手术。半个月后，彭咏梧才闻讯匆匆赶来。得知竹筠做了绝育手术，彭咏梧虽然很难过，但对江竹筠的行为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当时孩子还未取名，彭咏梧看了看一旁的董绛云，说：“孩子是云阳人，出生在这风云变幻的年代，又是在董绛云她们帮助下生的，就叫彭云吧！”

　　彭咏梧不能久留，很快回了重庆。

　　1946年7月中旬，根据组织决定，江竹筠返回重庆，负责布置好市委的机关，协助老彭搞宣传和学运工作。江竹筠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彭云，从成都回到了重庆，回到了丈夫彭咏梧的身边。江竹筠以丈夫彭咏梧的名义，在大梁子青年会的三楼租了一套住房。

　　为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江竹筠舅父的帮助下，她去了舅父和冯玉祥合办的敬善中学做了兼职会计。

　　江竹筠和彭咏梧在共同的生活和秘密工作中，感情一天天深厚。但他俩都在心底里牵挂着另外两个常叫他俩揪心的人——彭咏梧的原配妻子和大儿子彭炳忠。

　　“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她”

　　一次偶然的机会，彭咏梧知道了谭正伦和大儿子炳忠的下落。

　　1946年11月7日晚上，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地下重庆市委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举办了一场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二十九周年的电影晚会。电影快开映时，彭咏梧正匆匆朝电影院走去，突然听到身边有人惊喜地轻唤了他一声：“邦哥！”

　　彭咏梧惊诧地侧身一看，竟然是多年没见的谭正伦的堂弟谭竹安！

　　自从收到丈夫的信后，谭正伦就一次次给丈夫寄信，但总是只见飞鸿去，不见雁归来。

　　1941年，谭竹安考进免费的中央工业专科学校。临行前，谭正伦紧紧抓住堂弟的手，一再叮嘱：“竹安，你一定要访到姐夫的下落。”

　　到了重庆，谭竹安除了读书，假日时间几乎都用在寻找姐夫的事情上。他四处托关系打听姐夫的下落，但都是无功而返。

　　1943年冬天，谭竹安从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毕业，考进了社址在较场口附近的《大公报》做资料工作，而且有幸结识了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夫人、地下党员方卓芬。

　　开始，谭竹安只说是打听亲戚的下落，方卓芬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并对他违反地下组织纪律的行为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最后，谭竹安只好把他和彭咏梧的关系以及他姐姐的情况和盘托出。他震惊了。经过痛苦的思考，他决定干脆对幺姐瞒下这件事情。

　　与谭竹安见面的事，彭咏梧本想瞒住江竹筠，但细心的江竹筠仍然察觉了。她真挚地对老彭说：“四哥，我了解你的心情，我和你一样，对幺姐都怀着歉疚。你对幺姐感情的执著，恰恰证明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不仅丝豪不影响我对你的爱，反而更加深了我对你的爱。我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在必要的时候，我愿意把你还给她。你放心和竹安来往吧。这几年，他们够苦的了。”

　　江竹筠的一席话，说得彭咏梧热泪盈眶。他为自己当初的想法而感到羞愧，他紧紧攥住竹筠的手，声音哽咽：“竹筠，谢谢你的宽容和大度。我彭咏梧何德何能，竟得老天如此恩赐，把两位这么好的女人派到我身边，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如何回报你们的深情。”

　　“全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你能谅解吗”

　　一天，一位青年来找江竹筠联系工作。江竹筠跟平常一样，热情地接待，细心而又简练地布置任务。在交谈中，当得知这青年就是谭竹安时，她立刻明白这是党组织暗中的善意安排。

　　布置完工作后，她亲切地问起他的生活以及家庭情况。江竹筠的干练和平易近人，已经给这位青年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江竹筠问起他的家庭情况时，他很是感动，禁不住冲动地把憋在心里很久的对姐夫及江竹筠的看法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江竹筠没有打断他的话，她一直面带微笑，静静地听着谭竹安的倾诉。等到竹安说完，她才轻轻地说：“我就是你说的江竹筠……”

　　谭竹安顿时惊愕万分，怔怔地看着面前这个依然微笑着的大姐姐。

　　“竹安弟，你是不是很恨你姐夫这样抛弃了你姐姐，也恨我这么狠心地夺走了你姐夫？”江竹筠依然微笑着温和地说，“其实，我和你姐夫也都不愿这样，我和四哥假扮夫妻一两年，我们都一直克制着感情，一直没有做过对不起你姐姐的事。你姐夫对你姐姐的这种忠贞，一直让我敬佩，说实在的，这一点，也在很大的因素上让我更倾慕他。要不是组织上根据工作需要，让我跟他真正结婚，我想都不敢想。为这种情感，我和你姐夫都承受了很长时间的煎熬。地下工作太复杂了，它的特殊性你慢慢就能理解。你能理解我和你姐夫从同志到战友再到夫妻这种情感经历吗？我也觉得对不起你姐姐，其实，你姐夫在这件事上的不安比我还要深呢，但全都是为了工作的需要。竹安弟，你能谅解吗？我和你姐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被杀头的危险。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你姐夫还给你姐姐。你能理解我这种想法吗？竹安弟，我们互相谅解，好好工作，以后就姐弟相称，好吗？我们其实已是一家子了，是吧？”

　　谭竹安听着，禁不住地点头。

　　他想不到江竹筠如此亲切又如此直率，一点也不回避自己的真情实感，心里感慨万千。这么好的一个女人，连自己都一见生敬，有江姐这样优秀、干练的女同志做姐夫的助手，对工作多么有利，这的确也是自己的亲姐姐在这艰险的地下工作中不能替代的啊！

　　江竹筠的人格力量，终于化解了谭竹安心中潜存的幽怨。随着以后接触增多，他对江竹筠更加敬佩，他们一直以姐弟相称。

　　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诀！

　　1947年，中共川东临委决定由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在下川东地区，在“抗捐、抗丁、抗粮”三抗基础上，组织武装斗争，江竹筠一同前往协助工作，担任川东临委与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

　　夫妇俩愉快地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但是，一道难题横在他们面前——就是小云儿的抚养。夫妇俩经过商量，决定请谭正伦来重庆照顾彭云。

　　竹安给姐姐写了封长信，详细谈了老彭离家以后的情况，并说明老彭现在要到农村去，走得很远，云儿无人照看，希望她马上来与自己一起抚养彭云。这封信辗转送到谭正伦的手中。弟弟的来信，犹如晴天霹雳。她读着读着，泪水浸湿了衣襟，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苦苦盼了整整6年，得到的却是如此的结果！

　　谭正伦理智地思索着这情感的变故，表现出了一般农妇少有的豁达胸怀，她给弟弟回信说：我答应，我会很快来重庆的……

　　在谭正伦还没有来重庆以前，江竹筠决定暂时委托她的好友王珍如代养云儿。云儿马上就要让王珍如带走，夫妇俩急匆匆地到附近的街上店铺给云儿买了件美军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和一顶小军帽。但由于衣服太小，于是江竹筠又急忙赶到店铺，换回一件同样的军毯改制的儿童大衣。当她赶回来时，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了。两人亲手给彭云穿戴好衣帽后，带着彭云到千秋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这张照片也成为他们一家唯一的合影。

　　1947年11月底，彭咏梧和江竹筠离开重庆，踏上了到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征程。

　　他们扮做夫妻还乡，第一站是万县地工委机关。

　　彭咏梧和江竹筠在那里与地委商定：由彭咏梧指挥云阳、奉节、巫山、巫溪为前线，由涂孝文负责万县、开县为第二线。

　　会后，彭咏梧继续东下，到达云阳，12月初，在云阳农坝乡炉塘坪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东民主联军(后改为川东游击纵队)，由彭咏梧任纵队政委，赵唯任纵队司令，蒋仁风为参谋长。炉塘坪会议后，彭咏梧、江竹筠随即奔赴武装起义的大本营奉节青莲乡，彭咏梧以新聘教师身份住进青莲中学。

　　经过紧张的筹备，决定将起义定于1948年1月28日。

　　同时，彭咏梧决定江竹筠立即回重庆，一是向临委汇报下川东的情况，二是请求尽快派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来做骨干，三是为游击队筹备些给养。

　　临行前，她把带去的鱼肝油交给老彭，再三叮嘱他要坚持吃，同时她还嘱咐同去的吴子见提醒老彭按时吃药。那一天，江竹筠穿上那件她平时最喜欢的蓝旗袍，又罩上来时穿的黑毛衣，由两位即将参加暴动的农民战士扮成轿夫抬着离开青莲乡。

　　分别时，江竹筠深情地看着来送行的同志们，最后目光定在丈夫彭咏梧身上，眼圈有些发红。与他俩关系最亲近的吴子见看见“表姐、表姐夫”这样子，开玩笑说：“表姐，这样舍不得离开姐夫，就快点回来喽！难过啥子嘛！”江竹筠也佯装笑容说：“哪个难过了？不就是暂时分开十天半月嘛！”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彭咏梧和江竹筠这对恩爱夫妇的永诀！

　　等来的是丈夫牺牲的消息

　　到重庆后，江竹筠强压思子之情，马不停蹄联系上了川东临委的主要领导人，向他们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斗争准备情况以及自己此行的任务。

　　接着，她找到了办《挺进报》的蒋一苇，转达了吴子见的问候，告诉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情况和动向，蒋一苇、陈曦夫妇都特别高兴。蒋一苇告诉了她云儿的近况：王珍如带着小云很困难，学校怀疑小云是她的私生子，要解聘她；希望她如果没有别的好办法，就把小云儿放他那里带养。

　　告别了蒋一苇他们，她赶紧去《大公报》找谭竹安，问谭正伦是否能来重庆带彭云。谭竹安告诉她：“姐姐已来信了，就在这几天到重庆。”

　　处理完一切事务后，她立即赶往王珍如那里去见日思夜念的云儿。到达学校时，已近黄昏了，她悄悄地来到王珍如家，当看着正玩得高兴的彭云时，江竹筠猛地跑过去，蹲在地上，双手抱着云儿，抬头痴痴地看着云儿，激动得竟然没有立刻呼唤。好在王珍如平时就拿着他们的合影照片，教彭云认爸爸、妈妈，因此，对江竹筠突然的举动，他虽然感到惶恐，却也没有哭喊和挣扎。王珍如在旁边叫他喊妈妈，他竟顺从地叫了一声：“妈妈。”

　　平静下来后，江竹筠感激地说：“珍姐，为云儿，你受了好多委屈，我都知道了，心里真不晓得说啥子好。我想……这次就把云儿接走……”

　　好不容易说服了王珍如，江竹筠连夜带云儿回到市区，把云儿交给蒋一苇、陈曦夫妇。

　　1948年1月18日，江竹筠带上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周毅4名干部启程返回下川东。23日，他们一行到达云阳董家坝彭咏梧外婆家，按约定在这里等待和接头的人见面，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等来的却是彭咏梧牺牲的消息。

　　那是31日，他们在这里呆了整整7天。前一天，卢光特和他们见面，已经谈到了关于彭咏梧牺牲的传说，虽然未经证实，江竹筠却已经预感到彭咏梧可能凶多吉少。

　　当吴子见把彭咏梧牺牲的确切消息带来时，早有心理准备的江竹筠仍感到犹如万箭穿心般的痛苦。当听到彭咏梧的头颅被挂在城墙上的情节时，她再也忍不住了！

　　卢光特的一句话，使江竹筠猛地止住抽泣。

　　卢光特说：“还是看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吧。”

　　强作镇定的江竹筠，忍着内心的悲痛与卢光特、吴子见一起研究应变措施直到夜深。

　　第二天一早，根据商量后的决定，江竹筠等一行立即撤离。

　　她和带去的4位同志以及吴子见、卢光特、刘德彬8人分头离开董家坝。按照江竹筠的安排，吴子见带着杨建成、刘本德、罗曙南去云阳、奉节一带开展工作，刘德彬、周毅继续留在万县。江竹筠则和卢光特去重庆向川东临委汇报下川东游击队暴动失败的情况。

　　1948年2月7日晚，江竹筠和卢光特到了重庆。

　　当晚，江竹筠便设法与川东临委联系。第二天，在约定的地点和时间，她见到了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等领导人。汇报了下川东武装暴动后的危急情况以及彭咏梧牺牲的情况后，江竹筠向组织表示：希望派她继续到下川东去工作。

　　2月8日晚上，正是农历除夕夜，痛苦的江竹筠却独自一人在十分冷清的大街上徘徊。四周不时传来的零星爆竹声，触发了她压抑已久的痛苦，想起丈夫的牺牲，自己有家不能回，不禁悲从心生，眼泪横流，她也懒得克制，任凭泪水流淌。

　　但她很快警醒，在这样的夜晚，一个女子在外是容易招致怀疑的，必须找一个住处。她想了想，决定到小龙坎投奔挚友何理立的家。但是，何理立发现，一向乐观的江竹筠今天却显得情绪压抑，闷闷不乐，时时失神，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