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期间，为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生存发展，我党不得不建立一些对付敌探和内奸的保卫组织，开展情报侦探保卫工作(简称情侦保卫工作)。在复杂的斗争中，我党领导的情侦保卫工作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前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我党领导的情侦保卫工作学习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规定不许搞党内侦察

　　我党的情侦保卫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

　　1926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打狗队”。当时“打狗队”很好地担负了保卫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组建了中央特科，在建立总务、情报和通讯部门的同时又重建了“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对付破坏党的叛徒内奸。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保卫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还亲自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指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指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随后还规定，情侦保卫工作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而主要通过政治信仰发展情报关系。

　　我党领导的情贞保卫工作学习、借鉴了苏联的情侦保卫的经验，但从一开始便同其有所区别。苏联的“契卡”(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的内部斗争。而中共特科建立之初便禁止党内斗争中搞侦察，这一原则对防止苏共悲剧的重演起到了重要作用。

　　●惩处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是我党早期情侦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中共中央特科刚刚展开工作之际，党内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因而，对付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成为情侦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六天后即遭杀害。中央特科负责情报的陈赓等人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到罗亦农被捕是由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的。何家兴夫妇的叛卖，使上海党组织面临着极大危险。中央一面紧急通知重要领导人马上搬家，一面让“红队”冲进这对叛徒的住房，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挨了一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由于白鑫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的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彭湃等四同志遇害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特科很快侦知这个叛徒隐藏地，并于11月派“红队”将其击毙。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闻之丧胆，在上海街头不敢随便活动。

　　●实行“打进去，拿过来”方针，在敌特内部建立情报关系

　　中共中央建立特科后，对破坏了组织的叛徒实行惩治固然重要，但毕竟只能起威慑作用，从敌营垒中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才能防患于未然。为此，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这项工作在1931年以前实施得也比较顺利。

　　中央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共产党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一方面想在国民党内继续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来通过与杨认识的陈养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定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在三年的时间里，杨登瀛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生)因丧失革命理想，返回上海便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并准备出卖周恩来和中央机关，此消息很快便由此渠道报来。中央查实后，派“红队”佯称国民党来人找其谈话，用黄包车将黄第洪拉到一个僻静处消灭。有些打入共产党组织的内奸也因杨登瀛的秘密通知暴露了真实身份，很快便神秘地“消失”。

　　当时，我党打入国民党内最重要的侦察渠道，就是于1929年进入中央调查科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周恩来后来将他们称为党的情报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被任用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曾乘机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见面蒋介石，保证在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使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迅速转移。在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之际，打入敌特内部的“铁三角”发挥了挽救党中央的作用，却也因自己暴露不得不撤出。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的大量情况被敌掌握。6月间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虽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共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特科组织也逐渐萎缩，临时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

　　●中央特科创始人周恩来强调：“红队”不许搞恐怖活动，除奸时防止肃反扩大化

　　1927年中共中央成立特科时，创建人周恩来便强调：“红队”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和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在中共地下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的期间即1928年至1930年，周恩来在领导特科进行除奸斗争时，就一直对采用的手段有严格限制。

　　周恩来为党内保卫工作创建的正确原则，在“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上世纪30年代前期曾一度没有得到坚持，从而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出现了内部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偏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总结以往党内保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特别强调了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党内政治斗争中不能杀人。抗日战争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总结前一阶段肃反的重大教训，强调除奸工作必须置于党组织的严格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反对其神秘化和职权扩大化。这为解放战争时期制定正确的安全保卫工作原则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党早期情侦保卫工作的成功经验，在新中国的公安和国家安全工作中得到继承，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发展和建设。

　　(作者徐焰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