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的回忆录开头第一段写道：我尝试用下述方式来写这篇自传，就好像自身处于另一个世界，却回首把自己当做是一个亡故的人来写一生的传记。

　　小时候的顽劣难阻达尔文对自然的好奇心，他收集各种杂物并将之归类，试图成为一个研究分类的自然学家。据达尔文自己的说法，这种欲望十分强烈而且确实是天生的。而达尔文的父亲对人性的惊人判断能力，似乎也促成了少年达尔文对人性的好奇心。例如有一次，达尔文的父亲借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爱尔兰人20英镑，相信那个爱尔兰人一定会归还，果不其然，他的判断最后应验了，爱尔兰人如期归还了钱。达尔文有众多兄弟姐妹，他根据自身经验认为表兄弟弗兰西斯·高尔顿的看法确凿无误：教育和周围的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所起的影响不大；我们自身的性格，大都是天生就有的。

　　由于成绩不佳，达尔文从中学退学，然后被父亲送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在爱丁堡，达尔文遇见了格兰特医生，这是一名外冷内热的人，对拉马克及其进化思想非常推崇。但达尔文认为格兰特对拉马克的赞扬并没有使他对拉马克立即产生兴趣。因为达尔文的祖父伊拉斯莫已写过一本《生物规律学》，其中观点与拉马克差不多，但对达尔文也没有产生触动。当然，有可能这些关于进化的思想潜移默化影响着达尔文，最后导致他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提出了进化的观点。

　　在爱丁堡度过了两学年休闲时光，达尔文的父亲觉得不能让达尔文游手好闲下去，让他转而去剑桥学习当一名牧师。达尔文谨遵父命开始阅读《皮尔逊论教义》等神学典籍，却发现要把自己无法了解也难以理解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相信的东西，非常不合逻辑。就这样，本着“爱父但更爱真理”的态度，达尔文最终没有信奉上帝。

　　在剑桥达尔文热衷于收集甲虫，有些稀有的甲虫被收入到斯蒂芬斯的《不列颠昆虫图集》，并注有“达尔文先生采集”字样。达尔文觉得看到这几个富有魅力的字句，不亚于诗人发表自己的处女作。达尔文一生中最重要的际遇就在剑桥大学，这多少说明一所综合性大学在启人心智方面，确有不少独到之处。达尔文在剑桥大学认识了亨斯洛教授，并与之结交。亨斯洛亦循循善诱，使达尔文在科学研究上的信念逐渐确立。尽管亨斯洛本人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但这对达尔文并无影响。

　　剑桥毕业后，达尔文自费登上了贝格尔舰做自然学家。如达尔文所说“贝格尔舰的航行，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决定了我此后全部事业的道路”。达尔文在后来的《旅行笔记》中记录了他所到各地的地质考察以及采集动物标本的事情，所以在《回忆录》中就一笔带过。但通观达尔文的经历，不难发现一个科学家是如何成长的。达尔文回忆自己从这次航行中获得的经验：勤奋和对自己所研究的任何事物的专心致志，这一习惯使他在科学研究方面能做出一点成绩来。另外一个重要的经验是，把自己思考过或读到过的一切与自己看到的事物联系起来，运用思考，这种联系思考的经验贯穿了达尔文五年的航行经历，成了非常宝贵的习惯。

　　航行结束后，达尔文内心有许多想法涌现，加上没有结婚，单身汉的活力促成了大量研究成果发表，1837年7月达尔文开始写作《第一本笔记》，其内容就是后来《物种起源》一书的原始事实材料。在边做研究的同时，达尔文开始涉猎其他领域的作品，包括弥尔顿的《失乐园》等，其间达尔文重新思考了宗教的问题，并得出结论，我们越是对自然界固有法则知道得更深刻，奇迹就越变得不可信赖。他不禁写道：这(基督教)真是一种该死的教义！ 定居达温宅之前的三年多时间里，达尔文与诸多名人交往，既是生活中的交往也是学术上的交流，这串名单至少有地质学家赖尔、植物学家布朗、胡克以及赫胥黎等人。在最后定居达温宅的回忆录中，达尔文只用了两页不到就叙述完毕。不过在1881年5月1日，又补写了《我的几本出版著作》一章。《达尔文回忆录》原名

　　“Recollec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Mind and Character”(《我的思想与性格发展回忆录》)。达尔文记录了其思想发展的过程，所以在《回忆录》最后达尔文还写了一章“对我的智力的评估”，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工作。

　　上海远东出版社重版了周邦立之子周国信修订的《达尔文回忆录》。周邦立(当地下党时的名字叫毕黎)1981年译就此书。当时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翻译，南有周邦立，北有叶笃庄，称“南周北叶”。周邦立后来英年早逝，由叶笃庄编译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13卷，成为国内研究达尔文思想的重要作品。达尔文的语言非常朴实，的确也如他在回忆录开头所说，好像是看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竟也稀松平常。这多少和他的自谦是难以分离的。值得一提的是周之所译中文版《达尔文回忆录》是目前最全的版本，译者毕黎(周邦立)的译笔忠实于达尔文的笔调，143个脚注和长达123页的7个附录，也说明了译者所下的工夫，无愧“南周北叶”之称。

　　李华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