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 )

　　1912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学习。这所学校是当年湖南最大的普通中学，集中了一批优秀教师，校长是符定一，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第一任中国文史馆馆长。

　　毛泽东爱好史学、文学，文史相通，炼成一色好文字，受到国文教员柳潜的器重，引导他学习梁启超的文风，新闻评论家的笔锋；借给他一部《御批通鉴辑览》，鼓励他多读课外书籍。见到毛泽东写得好的作文，柳潜常写上评语交全班同学“传阅”。《商鞅徙木立信论》是其中的一篇，今已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列为首篇。

　　商鞅“徙木立信”，是流传悠久的历史故事，最初见于《史记·商鞅列传》。相传战国秦孝公在位时，宰相商鞅力主变法，但阻力很大，老百姓对新政也有疑虑。商鞅为解除人们的疑惧，在国都南门树立一根木桩，宣称谁能将木桩徙置北门，赐金10两。但人们不信有此种轻而易举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谁能徙置，赐金50两。这时，果有一位手粗脚壮的大汉将木桩由南门搬迁至北门。商鞅当即给大汉赏赐黄金50两，以示不欺骗。随后颁布新法，表示要如徙木赏赐一样，取信于民。毛泽东看到这故事，联系当时社会实际，挥笔撰写《商鞅徙木立信论》，抒发胸怀。

　　文章紧扣“立信”二字，从立法的角度论述法与民的关系。他说：为政者要取信于民，法律、政策必须有利于人民。有益于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会自动地去实现与维护；如果法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损于人民的利益，那就会把政府与人民对立起来。商鞅立法变革，严惩奸邪以保护人民的权利，奖励耕织以增进国民的富力，鼓励军功以树立国威，清除贫困衰弱，造福人民，这是我国从未有过的大政策，人民为何“惮而不信”呢!原来是变法前的秦国政府早已失信于民，“黎民惧焉”，尽管执行者煞费苦心，人民依然“立而不信”。于是，毛泽东将笔锋折转，写道：人民中的守旧观念、胆怯心理，执政者的腐败、欺压，是导致我国几乎“蹈于沦亡惨境”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这篇论文仅600字，国文教员柳潜阅后，作了七个眉批和总评，计150字。批语认为该文“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古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议论潇洒，积理宏富”；“力能扛鼎”；“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柳潜不愧为一位有眼光的教员。文章末尾的总评是：“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浓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并在作文首页大写“传观”二字。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接待美国记者斯诺时还提到柳潜，“那时的一个国文教员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愿意接近我。这位教员借给我一部《御批通鉴辑录(览)》”，“我读了《御批通鉴辑录(览)》以后，得出结论，不如自学更好。”解放后，毛泽东询问符定一是否知道柳涤庵(柳潜)的下落。符回答：此人早已谢世，子孙后代情况不明。毛泽东深感遗憾，叹道：“可惜了。袁大胡子不喜欢的梁启超式的新闻记者的手笔，是我向柳涤庵老师学来的。那篇《商鞅徙木立信论》，他给了我100分。”

　　由于湖南省立高等中学开设的课程，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学校的繁琐校规又使他反感，他在该校住了六个月，便退学，到湖南图书馆自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