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老舍在伦敦执教时登上文坛。去国离乡，他从遥远的异国瞭望故土，冷清寂寞，使他得以在巨大文化反差的环境中回味生活的积淀，其中包括他自己的经历和他所熟悉的人物的命运。他把对祖国、对故都的思念化作文字，写成了《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几部长篇小说。当时他还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几部作品虽然在艺术上不免稚嫩，但其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及开始显露出的不凡的艺术才华，引起了国内文化界的广泛注意，给沉寂的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

　　20世纪30年代老舍回到祖国，回到了北京。看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同胞正处于水深火热的危难之中，他的生活、思想、情感和中国劳苦大众贴得更加紧密。这一时期，他写出了《黑白李》、《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优秀作品，并以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部作品以丰富的艺术手段，细腻地刻画了人力车夫祥子的形象和旧中国故都的风情与世态，集中表达了对社会底层劳动者命运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与艺术追求，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不久前，这部小说继影视改编后，又被搬上了京剧舞台，再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抗战爆发后，老舍只身奔赴武汉，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他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担任了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主持“文协”的日常工作，积极开展抗战活动，组织并出版《抗战文艺》，以文艺为武器，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为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在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中，他的思想和创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期间他进行了多种文艺形式的创作。长诗《剑北篇》用大鼓体写成，《王家镇》、《忠烈图》用京剧形式写成，《残雾》、《归去来兮》、《面子问题》用话剧形式写成。先后出版了短篇集小说《火车集》、《贫血集》，长篇小说《火葬》，完成了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的前两部《偷生》和《惶惑》。这一系列作品，无不洋溢着老舍充沛而又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老舍和曹禺作为我国民间第一批文化人应邀赴美国访问和讲学。在美国，老舍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为增强大洋彼岸的人们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在此写成《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断魂枪》，还协助美国友人翻译他的一些作品。《四世同堂》依托八年抗日战争的大背景，围绕着北平一条胡同里的小市民，描写出“亡城”之下的中国人不屈服日本军国主义镇压，从心理对抗到奋起斗争的全过程。“千里刀光影，仇恨染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折射出整个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地面对侵略者和民族败类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抗争。

　　1949年10月，老舍听从祖国的召唤，回国参加火热的新中国建设，焕发了新的艺术生命，爆发出旺盛的创作激情。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大量的文艺作品，用自己的笔“配合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这期间，他创作了话剧《方珍珠》、《生日》、《春华秋实》，歌剧《消灭细菌》、《大家评理》等。而话剧《龙须沟》和《茶馆》则是他在这个新时代创作出的最具代表性的篇章。老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祖国的发展与变化，并加以艺术的表现，几乎所有的重大变革，都能从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他自觉地把自己的艺术追求与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自己的作品蕴涵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老舍《长诗集》有言:“山河可移！爱国的天性难改。”这也正是老舍之天性的生动写照。

　　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北京人艺特地铸造了老舍头像雕塑，并在2月3日其生日这一天举行揭幕仪式。自此，曹禺和老舍两位为北京人艺奠定了风格基础的文学巨匠的雕像，并肩驻足于首都剧场大厅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