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激起千层浪。2月18日《北京晚报》刊发李辉先生质疑文怀沙先生的文章,连日来颇引人注目。李辉先生的质疑主要集中于三点:出生年月造假,“文革”入狱另有原因,学术水准难当“大师”之称。

　　公民的个人隐私应当受到保护,名人自不例外。但是,如果当人们把自己的私人信息引入公共领域,并可能影响公众的判断,那么“隐私”保护权便当让位于公众的知情权。由此,人们关注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实,为这三点质疑寻找答案并不困难。前两点或有档案可查,或有知情者说;后一点可以通过学术活动、学术成果来品鉴。同时,当事者也可细说原委作为参考。事实上,由近两日当事者的“质疑”与“回应”,真相已略约现出端倪。

　　可以想见,随着未来辩难的深入,即使案无定论,公道亦在人心。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想说的是,抛开孰是孰非的纠缠,围绕“质疑”所再次“晒”出的种种学术文化圈中“怪现象”以及人们面对“质疑”所抱有的心态,就已经有太多的话题值得我们思考。

　　比如,李辉先生谈到的“冒认师父”质疑。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指责是否属实,但我们的确知道类似的情况屡见不鲜。“我的老师……”这本该是感恩的句式,但是被多少人当做夸耀的资本——俨然,圣人的弟子至少是“亚圣”,保不准还“青出于蓝”呢!重要的是,这种自我夸耀在趋炎附势的鼓动下,已逐渐演变为社会认同,进而成为某些人的晋身之阶,“鸡犬升天”的现代版本也便在文化、学术圈不断上演着。如此怪象,在不知不觉中,磨蚀着我们的判断力,左右着人们的“努力”方向,扭曲着学术的评价标准。看似小事一桩,实则贻害不浅。

　　正如二十多年前把所有歌者一律称为“歌星”一样,今天,介绍某学者前必定加注“资深”、“著名”或是“某某家”的标签,否则,反倒“不正常”,难免会被人视同草芥;而“国学”、“大师”更是几成“固定搭配”——谈“国学”者,岂能不“大师”?有人笑谈,如果你不知道某人职务,直接称他为“主任”好了,因为,“主任”不像“××长”那样有明显的级别特征,大小均宜,皆大欢喜。想来,今天的“大师”,与此类同。面对漫天飞舞的“大师”,授者故作崇敬,受者心安理得,谁当真,谁当真迂腐得可以!只是,在不久的将来,“大师”也会如某些称谓一样词义反转,让人避犹不及?“大师”之称泛滥,折射出的是人情的虚妄、人心的浮躁、学术的失准。

　　值得注意的是,在围绕此次“质疑”事件的讨论中,也有人怀疑质疑者在借势自我炒作,而反驳者则称,李辉先生作为“著名学者”无此必要。实际上,双方都陷入了一个误区——难道,如果李辉先生只是一个“普通”而非“著名”的学者,他的“质疑”就会有更多的炒作嫌疑吗?进而,如果他不是“学者”,就没有“质疑”的资格了?事实上,“这是批评者的自我炒作”已经成了很多名人拒绝批评的“护身符”。由此,对“动机”的猜测往往转移、遮蔽了人们对“真相”的探究。

　　批评与反批评、质疑与回应,应当被视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常态。正是在不断的批评与反批评、质疑与回应的交流、交锋中,公众得以洞悉更多的实情。在这个意义上说,面对公众普遍关心的“李辉先生的质疑”,文怀沙先生能给予更多针锋相对的“回应”,善莫大焉。

　　邢宇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