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时看赵雅芝出演的《京华烟云》，很是为那个姚木兰倾倒，她怀真情、持深情、涌激情、凝柔情、抒豪情、聚慈情、捧哲情，胸怀儒释道交融，堪称中国女子的完美典范。后来我知道创作这个完美形象的人叫林语堂，是他在旅居巴黎时于1938年8月至1939年8月间用英文写就的。

　　言论

　　林语堂好刻薄，他曾经说：“不管怎样，无论怎样混法，能混过这上下五千年，总是了不起的，说明我们的生命力很顽强。”　

　　他在《吾国吾民》中写道：“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

　　林语堂说：“人类能梦想，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同样重要的是有时能嘲笑一下自己的梦想。”

　　林语堂在《一夕话》中写道：“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

　　林语堂曾自我介绍：“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933年12月8日，林语堂在上海某大学演讲《关于读书之意见》，他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人世间》停刊，林语堂又创办杂志《西北风》。他说，用西北风并无什么深意，浅一些说，我们认为西北风的尖锐，能使人兴奋；不若东南风，使人感到软绵绵的。

　　林语堂在一次演讲中谈到读书，说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读一部小说概论，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

　　林语堂自称，成功秘诀是写的东西必须是心得之言，有见地，有力量。

　　林语堂自诩为“一捆矛盾”。但在这番“矛盾”的自白中，却没有包括他最矛盾的两句话：“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幽默

　　第一个将英语单词“humour”译成中文的应该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但是，第一个将“humour”翻译成“幽默”的却是林语堂。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爱国

　　“七七事变”后，林语堂在大洋彼岸向全世界呐喊：“为了中华子孙能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该和日军拼一拼啦！”　　

　　林语堂曾说，《京华烟云》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牺牲的勇男儿”。　　

　　抗战期间，林语堂仅于1940年和1944年两度回国，但他不忘撰文为国家宣传，指出日本的困境，并指责美国两面手法，不愿援助中国，反而卖废铁、汽油等物资给日本，间接协助危害中国。林语堂在《读者文摘》上发表文章，强调国际面对的威胁不在炸弹，而在概念，他强调，文明一定会战胜愚昧，侵略者一定会失败。　　

　　1940年 5 月，林语堂偕夫人与女儿由美返国，在重庆北碚购置了一幢四室一厅的五居室作为住家。后来当他重新出国时，毅然将其住房捐献给正处在困难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留下一封充满爱国热情的信给中国作家们。

　　林语堂结束第一次短暂访问台湾返美后，对美国政界兴起“两个中国”的说法相当不以为然，多次激烈批判，指美国观念错误，不了解中国人。他说，美国人想搞两个中国，不但“不了解蒋介石”，“也不了解毛泽东”。

　　嗜好

　　烟在林语堂的一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这句话，就是他发明的。他把太太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看成是婚姻美满的标准，也可以算是天下“瘾君子”中之佼佼者了。 　

　　林语堂一生嗜烟，他曾经戒过一次烟，但后悔不已，留下妙语若干。他说：“从一个吸烟者戒烟的短期中的经验的若有所失的感觉，最足以显示吸烟的艺术的实际的价值。每个吸烟者一生之中,免不了欠思量的时候忽有想和尼古丁女士脱离关系的尝试。”“我有一次,也很欠思量地戒烟三个星期。但后来终究为良心所驱使而重新登上正当的途径。从此我就立誓不再起叛逆之心。”

　　七十岁在香港始与林语堂有深交的国学大师钱穆曾撰文提到林语堂的一段小故事。他记忆中抗战时在成都初次与林语堂见面，林语堂就是两指夹着烟卷，一面抽烟，一面谈话，烟卷积灰渐长，林语堂谈话不停，手边附近又没有烟灰缸。钱穆一面看着，一面担心若烟灰掉落，将有损主人地上美丽的地毯。林语堂似乎漫不在意，且直到烟灰已长及全烟卷十分之七的程度，“却依然像一全烟卷，安安停停地留在语堂的两指间”。后来他与林语堂相交久了才了解，“我行我素”只是林语堂的外相，“但语堂另有他内心之拘谨不放松处”，“语堂之幽默，在我认为，尚不专在其仅抽烟卷之一面，乃更有其烟灰不落之一面” 。

　　性情

　　1927年，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地位仅次于部长陈友仁。9月，林语堂离开了武汉。这6个月，是林语堂一生中惟一的官场生涯。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动物，一是管自己的事的，一是管人家的事的。前者属于吃植物的，如牛羊及思想的人是；后者属于肉食者，如鹰虎及行动的人是。林语堂自认为是“吃植物的”，“决不做政治家”成了他终身的宗旨。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林语堂的做人准则是：“人在世上只能求做个合情理、和气、平易近人的人，而不能希望做个美德的典型。”所以，他可以原谅别人的缺点，自己也不求完善。林语堂几乎不会提防任何人，正如他的女儿所说：“父亲心目中无恶人，信赖任何人。”住上海时，林语堂雇了一个小瘪三在家里当差，他雇佣那个小瘪三的理由是，那家伙聪明。此人确很聪明，他会修理电铃，会接保险丝，悬挂镜框，还会补抽水马桶的浮球。更让林语堂开心的是，那家伙会修理打字机。　　

　　林语堂曾为自己做了一副对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在台湾阳明山，自己设计房子，用几根西方螺旋圆柱，顶着一弯回廊，绕着的却是一个东方式的天井。林语堂把在台北阳明山家中的书房，命名为“有不为斋”。他受儒家“有为”的思想影响，也欣赏道家的“无为”；生活态度是以 “有为”为中心，但也往往有“不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