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他认为，这就是中国式的史诗，以前大家以为中国是没有史诗的，而《再生缘》就是史诗。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陈寅恪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早在1911年，他就通读了《资本论》的原文。他接触马克思主义比后来很多的知识分子早整整10年。但他主张“不要先存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其实，陈寅恪主张的就是实事求是，他将此视作永恒如日月之光。

　　皇皇85万言著就《柳如是别传》

　　在工作的间隙，居所前的“陈寅恪小道”上，常常出现两个身影，陪伴陈寅恪散步的，是夫人唐筼。

　　陈寅恪之女陈美延说：“在我们眼睛里，我母亲真是非常伟大，而我父亲更是天天这样跟我们说。他一直说的就是，‘我们家里头，你可以不尊重我，但是不能不尊重你们的母亲。’他说母亲是我们家里的主心骨，没有我母亲，就没有我们这个家了。”

　　唐筼和陈寅恪一样出身名门，自1928年和陈寅恪结为连理后，风雨同舟，成为陈寅恪生命中的第一知己。陈寅恪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自己的妻子题写封面。

　　《论再生缘》完成了。封面依然是唐筼题写的。但当时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全书结尾处，陈寅恪用自己的两句诗，隐喻心境和志趣。

　　在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转为专力著述。

　　虽然那时候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为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浸润在他所构筑的那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他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仍强调文责自负，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

　　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辞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在当时出版。

　　就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来了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晚年陈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黄萱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她见证了这位大师在学术之路上踽踽独行的每一个细节。

　　1961年8月30日，是个阴天。陈寅恪一直在家中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早先清华研究院的主任吴宓。

　　吴宓走进陈寅恪寓所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而陈寅恪仍然端坐着，等待着。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描述他阔别12年的挚友：“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秃顶，眉目成八字形……”

　　陈寅恪把自己的著作《论再生缘》油印本，作为礼物送给吴宓，还透露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部宏伟著作的大纲。这就是后来的那部大书——《柳如是别传》。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明末清初的一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的研究发现，柳如是其实是一位有主见的才女，在那样一个大变动的年代里，从事着地下的反清复明运动。

　　陈寅恪很感慨，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他为这个被士大夫轻蔑的奇女子立传，以此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他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

　　这部百科全书，皇皇85万言，陈寅恪为此耗费了整整10年的时间。书写得很艰难。柳如是的遭际，触动了陈寅恪对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抗日战争的家族和自己身世的感怀。

　　这部“痛哭古人，留赠来者”的书，展示了百年中国的一位大学者的大手笔。全书“忽庄忽谐，亦文亦史”，极其丰富的史料，经过精密的排比和考据，与自由穿插其间的陈寅恪天才般的感悟融为一体，书中浓缩了陈寅恪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学术传承 泽被后世

　　《柳如是别传》完成于1964年，这年陈寅恪75岁。生日前夕，陈寅恪见到了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复旦大学教授蒋天枢。尽管这对师生在1949年以后，只见过两次面，但多年来，他们通信不断。陈寅恪在写《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很多材料是蒋天枢在上海找到以后再寄给陈先生的。

　　当许多昔日的学生纷纷远离之后，这位出身清华的老门生的造访，对年迈的陈寅恪是巨大的慰藉。他郑重地作出了一个“生命之托”：请蒋天枢将来为他编一套文集。他把自己晚年最隐秘的心迹，写进了这篇送给蒋天枢的文章中。

　　18年后，《陈寅恪文集》问世。这是蒋天枢在自己80岁的时候完成的恩师的嘱托。当时蒋天枢自己的著作也需要整理，但是他把所有的事都放下来，首先整理陈寅恪的书。

　　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文革”开始了，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

　　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这样的师生之谊、朋友之道，当如学术的承传，泽被后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这些文字，烙刻着以学术为生命的独特印记，“留赠来者”。

　　(编写：默秋)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