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央视的元旦文艺晚会上，人们听到了三首熟悉的诗歌，分别是艾青的《迎接一个明日的春天》、汪国真的《热爱生命》和食指的《相信未来》。三首串场的诗歌连缀起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后三段历史时期。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火红年代，汪国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名字，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追忆那一段青春岁月，不得不提到汪国真和他的诗歌。

　　不久前，汪国真又多了一个新身份：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在他北京的家中,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还给记者展示了近年“收集”的盗版汪国真诗集，几十本盗版书摆满了一张长沙发。2008年汪国真出了两本书，但当年随机收集到的盗版书就有四种。“盗版比正版更能说明问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我诗歌的生命力和传播力非常旺盛。”跟其他作者不一样，他对盗版书没有很气愤的感觉。他说：“连续19年被盗版，说明现在诗歌仍然有很多读者，也说明我的诗歌还有很多人看。据我所知，中国的诗人中我是唯一被盗版19年的。”

　　当了7年铣工，人生目标曾是八级工

　　1978年，22岁的汪国真以初中文凭考上暨南大学中文系，按当时国家规定，他可以带着工资上学。之前，他从1971年初中毕业开始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了7年铣工，那时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八级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的整个人生前景，在22岁的时候，已经完全可以预见了。

　　童年时的汪国真并没有对文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我是一个爱好比较广泛的人，父母是搞教育的，父亲毕业于厦门大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背古诗词，所以我初中学历也能考上大学，有一定的家庭渊源。”

　　对于长达7年的工人生涯，汪国真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了解这个社会，做事注重实际，没有那么多的书生气。

　　“所以我做事情基本上做一件成一件，写诗写出一个现象来，写书法写成国礼，画画荣宝斋能够让我办画展，做音乐有很多地方投资做我的专辑。我跟一般写诗的人不一样，他们异想天开，我没有太多异想天开、一厢情愿。”汪国真说，“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做事情总做不成？就是因为不注意将自己的所学融会贯通，与实际相结合起来。”

　　有同学这样评价汪国真：就是什么都来得快，接受能力强。从北京至广州，初来乍到的汪国真完全听不懂“白话”，不过一个月后，有个同学大吃一惊，发现他用粤语在跟香港同学聊天。

　　走上文学道路是偶然的，从家里对他的要求，以及自己最早的志向，实际上不是想学文科，而是往理工科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没有上过高中，高中的数理化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逼不得已上了文科，虽然不是完全对文科没有兴趣，但实际上从文是一个无奈之举，考文科对我来说把握比较大。”

　　“我选择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的字写得太差”

　　78级的学生中，写作是一种风气。“那个时代学生的创作热情还是蛮高的，写诗有情感的宣泄，也觉得作为中文系的学生，不断发表作品是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体现。我不是单纯为了写诗而写诗，而不考虑人生价值体系。但我选择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的字写得太差。”因为小说、散文要写的字比较多，自忖字难看，担心编辑看起来费劲难以发表，他“讨巧”选择了写诗投稿。

　　暨南大学倪列怀副教授当年是汪国真的同班同学，2006年暨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汪国真回到母校，两人相谈的时候，倪列怀感叹汪国真的字写得很漂亮。这勾起汪国真记忆里的一件事，他笑呵呵对倪列怀说：“你记不记得，当年我的毕业论文还是请你帮忙抄的？”倪列怀不信，特地翻出汪国真在中文系的档案，果真是出自他的字。可见，当时的汪国真，连交毕业论文都觉得自己的笔迹拿不出手。

　　1979年4月12日，大一的汪国真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处女作《学校的一天》5首组诗：“天将晓/同学醒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星光间/同学坐桌前/今天灯下细描绘/明朝画一卷。”这首顺口溜式的诗得到两元钱的稿费，也给了他很大鼓舞。他将自己的诗作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九成以上是退稿，过了三个月就转投另一家。但他在校时并不太引人注目，也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校园诗人。当年的同学和老师，对于他后来的出名，多感出乎意料之外：“此汪国真是否彼汪国真？”

　　“我在大学的时候成绩是一般的，并非高材生，属于很不起眼的学生，至少在学习成绩上是很不起眼的。”他说，“但我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注重独立思考的学生，也比较执著，不会做自己不太想做的事情。我会做我认为有兴趣的事，比如写诗。”

　　“很多写诗、写书法的人会因为没有取得成就而很失落，我从来不会感到失落，因为我做的事情都是我感兴趣的。写诗，成功了是我的事业，不成功还是我的爱好。对于一个爱好来说，是不会有失落的。我又没有勉强自己，失落什么呢？”

　　大学毕业之后，汪国真被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他的诗歌创作高峰期也就是在大学毕业之后的两三年，《热爱生命》是他最为人所熟知的代表作之一，当年倾倒了无数读者，曾是1988年《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的卷首语。

　　说起这首诗的创作过程，汪国真回忆说，这首诗实际上是用来鼓励自己的，回答了自己一些困惑和疑问。“那时我快到而立之年，事业上没成就，感情上没着落，对未来也比较迷茫，已经有一些紧迫感。为什么这首诗影响很大？可能因为面临这种困惑的人很多，回答了人生很多重要问题。”

　　真正让汪国真红遍大江南北的是，1990年《年轻的潮》、《年轻的风》、《年轻的思绪》等诗集的相继问世，那一年被称为“汪国真年”，最终“汪国真热”成为近30年来最轰动的“诗歌文化事件”。在此之前，他的很多抒情诗只是零散发表在一些杂志上，但已经被广为摘录、互赠、朗读，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在青年人之间，一时成为时尚。

　　“我希望他们能拿出优秀的诗歌来把我的诗灭掉”

　　从手抄本到结集出版，对汪国真来说却是意外的。“那时候当然想出诗集，但从没想过不需要自费出版。”学苑出版社的编辑孟光通过关系找到汪国真，使这种不可能变成了现实。而孟光之所以想去找汪国真，是因为其当老师的妻子在课堂上发现，学生们不认真听讲，偷偷在底下传抄汪国真的诗。

　　火速结集出版之后，不出孟光所料，《年轻的潮》成为席卷全国的畅销书，一版再版，一年多印了60多万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收发室原来只有一个人值班，因为汪国真的读者来信太多，后来特地增加到三人。“一天几百封信，研究我的书都出了16本。其中有很多是挂号信，需要登记的，一个人登记不过来。”信的内容什么都有，诉苦的、请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当年很多人写情书，用的就是汪国真的诗。一位女军官告诉汪国真，生日时收到8份礼物，全是他的诗集。

　　风头最劲的时候，汪国真参加了1991年央视举办的第一届主持人大赛。“当时已经出名了，没有太多考虑，一般别人请我做什么事情，不想让别人感觉我架子很大，参加就参加吧。”报名上千人，最后他进到了前8名，决赛时与许戈辉搭档。“坦率地说，决赛的时候我的表现并不是很好，因为紧张，当时我是正在风头上的人，心态不轻松，而像这种比赛必须要轻松。”当时许戈辉得了第一名，汪国真得了第六名。

　　对于汪国真的走红，许多站在学术高度的评论家表示了不解甚至不屑。有人讽刺别人的作品“怎么写得跟汪国真似的”，意思是该作品太过小儿科，对此，汪国真的回敬是：“我的希望是，他们能拿出优秀的诗歌来把我的诗灭掉。”

　　“我的正版书大概印了四五百万册。据不完全统计，盗版一般是正版的三倍到五倍，正版加盗版我的诗集发行量应该在一千多万到二千万。”对于长期存在的批评，汪国真有些不以为然。“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判断是不是诗、是不是好诗的标准，就是时间和读者。”(谢绮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