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被指作假

　　年龄不实？经历伪饰？学术徒有虚名？

　　最新进展

　　昨日文怀沙弟子披露，最近几天，文怀沙将向外界澄清这些质疑。“文老已经知道了李辉的质疑文章，对此文老并不生气，现在老人的情况很好。”

　　近日，学者、人民日报编辑李辉向文化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他撰写长文《揭秘：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投书网络、媒体，向被誉为 “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文怀沙提出公开质疑，指出其年龄不是自己声称的“近百岁”，而是八十有余；在“文革”中获罪入狱，则是因为诈骗、流氓罪；其被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也是徒有虚名。

　　文章被网络广泛转载，学术界一片哗然……

　　原文摘录

　　学者质疑文怀沙“三宗罪”

　　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频繁亮相于各种媒体，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

　　疑点一：何年出生

　　1910年出生，还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1953年前，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文怀沙约1953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1921年1月15日。

　　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88岁左右。

　　疑点二：因何入狱

　　讽刺江青，还是诈骗、猥亵妇女？

　　入狱原因：一种原因称是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中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另一种说法是，在1974年，他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不实理由：1963年，文怀沙因“诈骗、流氓罪”被处劳教。

　　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处劳教。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国家领导人认识，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教。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疑点三：大师之称

　　仅译过几篇屈赋，就是楚辞泰斗？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作家、学者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文怀沙负责校注的是《屈原集》。舒芜指出：“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

　　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并希望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李辉 (本报有删节)

　　各方动态

　　文怀沙方面不回应

　　昨天记者按照文怀沙先生去年给记者留下的宅电打过去，一位年轻女人的声音传来，当记者表明事情的缘起时，她旋即表示：“这件事儿啊，我们已经知道了。”记者问文怀沙先生方面是否准备回应时，她称：“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回应的。”对于关键人物文先生的行踪，接线者坚称“文老没在”，记者欲请问有无可能联系时，接线者再次表示：“文老不在北京，对，无法联系。”记者又辗转联系了文怀沙的几位好友，均未果。

　　质疑者李辉：文怀沙回应了，我才回应

　　李辉目前为《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传记文学作家。

　　记者昨日致电李辉，他表示：“我现在要说的，所有都在文章中，一切等文怀沙本人有回应了，我才会回应。”

　　辩护者崔自默：对质疑人的质疑

　　虽然文怀沙昨日对此事没有丝毫回应，但网络上却有一个名叫崔自默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关于“质疑文怀沙”的质疑。

　　文章隐晦地透露文怀沙曾得罪过一些人，他写道：“假如文老一直寂寞下去，大概无人问津，更无人会以大块的‘质疑’来照顾他。假如文怀沙不作回应，也许会让他们失望，可这也会再次证明文翁的圣贤姿态，更不可能像某些人奢望的文翁形象会‘轰然倒塌’。”这篇替文怀沙回应的文章昨日被网络转载多处。因为缺少证据，网友认为此篇“辩护得苍白无力、言之无物”。本报记者 狄蕊红 王锋

　　记者求证

　　国家话剧院：何必再问

　　文怀沙留在国家话剧院的记录，是否就是李辉所言的1921年1月15日出生呢？本报记者昨日试图直接求证。

　　国家话剧院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在获悉记者来意后表示，之前已经有记者来过电话求证过此事。当记者表示希望再次证实这个年份时，该工作人员表示，都已经证实了的，何必再问呢？该工作人员还担心地反问记者：“你说他(文怀沙)自己说几岁就几岁，如果从我们这边证实不是如此，又被你们媒体报道出来，那他岂不是会生我们的气？”

　　记者随后致电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干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文怀沙曾经在他们出版社工作过很短一段时间，但在他们现有的资料当中，查找不到文怀沙的档案记录，所以无法证实文怀沙的年龄。

　　徐晋如：我的证据来自邻居

　　李辉在质疑中提到，针对文怀沙自述曾写讽刺江青的藏锋诗，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此事纯系文氏自造。”

　　“假的始终真不了。”昨日接到本报记者电话时，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博士徐晋如感慨地说道。

　　徐晋如告诉记者，他是从著名学者徐亦孺先生口中获知此事的，他们两家是邻居。据徐亦孺先生讲，“文革”期间，他曾和文怀沙一起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交往甚多。但长期交往之后，徐亦孺却发现“文怀沙人品太差”。解教后，徐亦孺和文怀沙不再来往，“在文怀沙爆出自己的‘反抗江青的英雄经历’后，徐亦孺先生就气愤地表示，根本就没有那回事，一切都是文怀沙编造的。” 本报记者 吴成贵

　　学界看法

　　楚辞研究者说文怀沙

　　文怀沙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对楚辞的翻译和普及有一定的贡献，而且即使到目前为止，他的翻译也是有自己特点的。但从学术方面讲，他对楚辞的研究属于一般成就，学术界对他的关注也不多，更没有人将他列到大师或者专家的行列。——— 著名楚辞研究专家、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周建忠

　　文怀沙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但文先生也一直是具有很大争议的人物，比如他在楚辞方面的作品，在学术界一直也不是很认可。因为他的作品有点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普及读物，提供给一些文学爱好者看，这和学术研究不是一个概念。如果说楚辞研究有十大元帅，里面有闻一多他们，那么文怀沙就只能算是“中将”级别。他名气大，是因为在硕果仅存的那个年代的学者中，他还是一个有才气的人，口若悬河，思维敏捷，非常聪明；而且他个人的一些坎坷经历，使得他在民间影响很大；而学术界的人都默默做学问，社会上名气不大，不要把文怀沙神化，也不要妖化。——— 西安某高校一楚辞研究学者(当事人不愿透露姓名)

　　文怀沙来我们学校做过讲座，印象是很风趣，聊天多于讲座内容。我们在教学中会发现文怀沙的翻译比较直接，属于逐字逐句的直译，所以楚辞中那些浪漫的意境和诗情画意的东西少，显得浅显，所以有点像中学老师。不过不能完全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文怀沙的作品，当时的环境，在有限的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里，文怀沙能够译出来，证明他还是有才华的，尤其是之前都没有人翻译成白话文的形式，所以是有难度的。——— 西北大学给本科生教授楚辞的方蕴华

    本报记者 刘慧

　　记者手记

　　愿真实之花迎风怒放

　　一些人，一些事，如此简单明了，又如此扑朔迷离。

　　若“围讨”文怀沙，少争意气，多摆铁证，“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事关学术与人格，一切只需真相。

　　数年间，记者与文先生面对面接触过六、七次，有采访，有闲聊，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有些岁数、有些趣味、有些学问的老头子吧。有时故弄玄虚，有时不无可爱。

　　有一件事或可称为“失策”，当“受封”以“国学大师”时，他未如季羡林先生般主动请辞。时移势易，桂冠亦是荆冠。

　　陈丹青在新书《荒废集》中认为，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于丹们也就是个文艺青年，因为真正的国学家在那儿，但现在就成了个事儿了。此语加之于文先生，似无不妥。曾几何时，国学式微，国学家亦日渐凋零，一派文化荒漠中，一个耳聪目明、记性甚好、谈锋甚健的老人出来传播，自会耸动四方。

　　在曲江，在西大，在人民大厦，文先生屡次吟起“平生只流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令人泪下。久后方知，此诗非其原创，有人以铁证相询，他才“恍然大悟”，将“著作权”拱手让回清代诗人。而众所周知，他津津乐道的《四部文明》巨著，他名虽主编，而麾下众人，才是真出力者，读者所感动者，则是书中所录原典，与文先生无涉。

　　他精力旺而口才好，仅记者亲身所历，演讲内容大同小异，几年前后相差无几。

　　他有时亦不无自负与“计较”。某次来陕，数位文化人前往拜望，他很为一位名作家未来而怏怏不乐。那次拜望者之一、书法家马河声，对此颇不以为然，但他称：“若客观而论，文先生的书法则古拙典雅，趣味盎然，从中可以窥见一位文化大家的综合修养，此人无疑博学通透。”

　　文先生的诗文著作，寥寥可数。以学界“潜规则”论，当受诟病。然此亦非实质问题，古往今来，许多传世佳作，也不过零篇断章与只言片语。面对盘诘，文先生曰：“我是述而不作”。且他显然深谙大众传播之兴奋点何在，于是总结自己写了最小的文章(关于“正清和”的释义，30余字)，主编了最大的书(《四部文明》)。最大最小都占全了，然后，他天马行空，纵意所如。

　　还可以挑出他的很多毛病，比如他来陕，讲“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是登秦岭而小泰山”。到河南，他说：黄河是母亲河，河南是中国人的母亲，行及山西，则又是另一套说辞，“讨好”之状可掬。不过此类“吉祥话”，原也无须当真。犹记在西北大学，《四部文明》丛书首发，他搀起霍松林先生，一步步踱出会场。纵按李辉先生所质疑的算来，文先生亦是年近九旬的老人了。一双白发老人，沉沉步履，令人一望慨然。

　　抛开学问任人见仁见智外，文先生是个有性情、有情趣的老人。舒芜等人发难，似已完全淡忘了自己在胡风案中的告密丑事，只知苛责旁人。若以荒唐岁月中之陈年旧事相纠缠，则苍茫大地，亲历而能逃脱非议者，又有几人？

　　李辉叫阵了，如小孩之撩“皇帝的新衣”。文某人裸裎示人，又当如何。文先生身上，有我们大可汲取借鉴之处，他正四处飞行以“展示”，如一活体教材，可正看，可反观。

　　多年来，文化上累遭横创的我们，已习惯了没有大师的“缺角的天空”，我们亦疾呼大师能横空出世，随着传统文化复兴大潮，当文先生乘潮而起、卷土而来时，众人因学养与识见之限，双目所见，非仙即圣，躬身下拜，势所难免。而当尘埃渐渐落定，我们可以反思并检视自己的标尺，冷静理智，无须羞愧。那些违心之辈，作伪于当代，必贻羞于后世，而“包羞忍耻是男儿”，愿一切作伪者能在真实之镜前无所遁形，愿真实之花，能在各方力催之下，迎风怒放。 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