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冬今春，中国刮起了一股“山寨风”。 “山寨”成为最流行的网络新词，谷歌关于“山寨”的检索结果数量超过了3000万条。红火的“山寨”现象吸引着众多海内外媒体的眼球。1月25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介绍了中国迈入牛年不可不知的五大流行语，“山寨”高居榜首。

　　山寨文化现象已影响到中国社会诸多方面，自然也引起了国内多方关注。热议中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共识比较确定，山寨文化是一种非主流文化，基本内涵是“低成本模仿”；分歧也很鲜明，在于如何定性“非主流”、“低成本模仿”。如何看山寨，它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需要不同领域、多个层面的角度，也需要一种辩证的态度和一个发展的视野。

　　近些年，我国文化的生存土壤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经济基础的转型，社会结构的分化，大众文化需求和文化自觉性也增大，文化的生长空间空前扩大，文化的多样存在成为必然。在发展中，主流文化不断弘扬，亦出现了一些非主流文化，以满足部分阶层、群体的需要，社会文化向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发展。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上讲，非主流文化是对主流文化的必要补充，和谐文化就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包容和相互促进。

　　“山寨”最早从手机开始。几年前手机市场单一，价格高昂的几个品牌基本为精英阶层独享，普通大众只能望而却步。这些年虽然品牌增多，精英们依旧买主流品牌机，价格越高越能显身份；农民工兄弟姐妹则喜刷刷地冲向山寨机，圆了手机“梦”。据说山寨手机的总销售量超过1亿，与主流品牌手机形成了激烈的竞争之势。

　　从内涵上分析，无山寨之名却行山寨之实的现象很多，可谓“山寨”很早就有、无处不在。关键是，这些山寨颠覆了主流文化吗？以央视正牌春晚为例，资源优势和号召力是任何草根无法比拟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与其抗衡的力量。但是，正牌春晚办得再好，也不可能同时满足13亿多人，给他们都带来快乐。人们虽没看到那台被炒得很热闹的“山寨版春晚”，却读到了浙江庆元县月山村一台演了29年的“山寨春晚”。据说从1981年以来，每年大年三十，村民们都自导自演一部“春晚”，农民版“十二乐坊”、农装版“时装秀”等节目让“演员”和观众一同体验并快乐着。

　　世上没有一种文化是百分百健康，没有一点问题的。我们不能因为非主流文化存在一些问题就说其是反主流和对抗主流的，对其积极、消极与正面、反面的成分都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例如网络文化中有不少负面的东西，像低俗化、侵犯隐私等问题亟需治理，但能因此否定网络的进步意义而关掉互联网吗？有了非主流文化，也促使主流文化更为积极主动地贴近大众，在发展中不断吸取非主流文化中的积极与合理的成分，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所以，山寨文化的存在对于主流文化还是一种提醒，主流文化，你千万别离大众太远！

　　由于模仿、借鉴、创新之间本身就有着微妙的联系，看“低成本的模仿”就更得辩证。模仿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就个人而言，从出生到成年，人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模仿同类的过程，在模仿与学习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就国家而言，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历程中，不少国家都是在模仿其他国家先进器物、制度乃至观念的基础上借鉴、创新并发展，有些国家甚至在模仿上不择手段。模仿的形态是多样的，模仿得好了就是借鉴，并会发展为创新与超越；模仿得糟了只能是复制、剽窃和侵权。模仿的成本还有高低之分，一般而言，稍微明智些的人都愿意选择低成本“模仿”。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山寨文化”之模仿比较五花八门，可谓多种形态并存，虽缺少独创与超越，但也没有太多的剽窃和抄袭。

　　“山寨”中有没有创新，创新的成分到底有多少？《联合早报》的文章认为“山寨”是“以低成本模仿主流品牌并在功能上加以创新的新的现象”。香港记者闾丘露薇说的很辩证：“看看山寨手机，有些就是仿冒，如果真的侵权，可以走法律途径……至于有些，则颇有创意，甚至是技术创新。”她不仅看到了我们“山寨”中模仿的两种不同形态，还提出了对侵权行为的解决路径，而我想补充的是对技术创新是要努力保护的，只要有创新，即使还处在萌芽甚至种子状态，也需要呵护，这年头，有点创新多难呀！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媒介呈现在大众视线中的“山寨文化”还有相当的泛化和泡沫化成分。在大众媒介尤其是互联网的推波助澜下，用“山寨”去命名和“山寨”词语使用这两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做大了“山寨文化”的声势。日益大众化的传媒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互联网已成长为能够传播、影响甚至制造、放大文化的重要媒介。不过，从网络语言、媒介文化的角度看，作为一种流行语，“山寨”一词也具有一定的易逝性，一旦网民再度青睐于其他新奇语言时，“山寨”就不再流行，即使真正的山寨现象并不曾消逝。因此，仅从表象来看，“山寨”从一种科技产品迅速蔓延至诸多社会领域成为大众视野中的新文化，发展态势咄咄逼人，然而究其本身，在“山寨文化”之“实”的背面却是“虚”的成分，在实际影响方面可能还是“虚”过于“实”。

　　无论“虚”还是“实”，“山寨文化”尚未定型，还处于发展、过渡乃至形塑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诸多“新”文化的你来我往中，大众的文化选择与文化甄别是不可忽略的标尺。技术革命驱动下的大众追新求异的社会心理，往往决定着新文化的飙升乃至式微。此外，处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媒介等多重张力之中，“山寨文化”在发展中仍具有相当的可塑性。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人们对于“新”这个字眼再熟悉不过了。社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催生了诸多新观念、新思想、新制度、新方法、新器物，接踵而至的新异事物不仅令人眼花缭乱，在不断冲击着固有的文化格局，构筑着新时期的中国社会文化景观。当然，并不是一切蒙上“新”面纱出现的东西就是好的，就是合理的，更不能认同“我新我有理，我新我怕谁”的后现代文化逻辑。审视“山寨文化”等新文化现象一定层面的肤浅与浮躁，需努力反思其所根植的文化土壤，检讨某些地域的问题。然而，毕竟大的文化生态使然，“新”是一种常态，“我新故我来”，所以对于“山寨文化”的出现，实在是不足为奇。

　　“山寨”能够走多远，走成什么样，走向何方，对“山寨文化”不妨放眼量！(刘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