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愤青到老江湖 被慈禧夸“天下第一正人”

　　简介：曾国藩固执的性格使得他在地方官场四处碰壁。曾国藩终于大悔大悟，如果改变不了环境，那就只能是去适应环境。为人处世的风格开始变得圆滑。一直到46岁，曾国藩基本上才从一个愤青变成一个老江湖。

　　相关背景：

　　经历了上集几次凶险之后，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对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

　　咸丰十一年，慈禧、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肃顺被杀后，在他家里搜出私信一箱，里面唯独没有曾国藩的一个字。

　　同治三年正月，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今南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然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他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足可拥兵自立，但若与清廷争帝位，则须经几年的准备方有取胜的把握。故对清廷来说，长痛不如短痛，迟发不如速发，万不可让他积威养望，从容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主动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以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属亲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国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抢夺的金银财宝。

　　于是，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主要为此做了两件事：一是裁撤或调离金陵(即南京)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二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结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连左宗棠、沈葆桢两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

　　曾国荃不学无术，急功贪财，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故清政府对他疑忌尤甚。曾国藩遂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并立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这下可惹恼了曾国荃。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以泄其胸中抑郁之气。

　　慈禧夸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

　　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罢免恭亲王奕訢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引起曾国藩等人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于是，他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彭玉麟欲马上动手，领衔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静观时变，必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后来那拉氏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訢“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才避免了一场悲剧，曾国藩也仅虚惊一场。

　　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战争一时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实际上，此策则更加行不通。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你留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生之悔。

　　同治九年，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全国舆论骤起攻击，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过街之鼠。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曾国藩，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那拉氏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复查，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以李鸿章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都推到他一人身上，使全国舆论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对曾国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这层原因，曾国藩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对于来自各方的责难，皆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应之。

　　总之，曾国藩作为权臣，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关键在于他熟读史书，树立了正确的从政观，看淡权力的得失，引用一班正人，广纳群言，倾听幕僚的意见，认真对待反对者的声音，危难时也不树敌，巧妙周旋，明辨是非，不搞阴谋诡计，善于以退让换平安，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在肃清肃顺一伙后，慈禧就曾感叹地说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