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功逼婚未遂枪杀刘茜

　　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身带白朗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事王志勇到陕北公学找刘茜。在陕北公学门前遇到刘茜与董铁凤等人，黄克功即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刘茜不便拒绝，遂离开同学，与黄克功、王志勇同行。这时天色已黑，王志勇即分手先行回校，黄克功与刘茜仍留在河边沙滩上。这时，黄克功再次与刘茜谈判，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茜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在越来越尖锐的口角、争论、顶撞与激怒中，黄克功先是持枪威胁，逼婚未遂，而后失去理智开枪。刘茜中弹倒在地上呼救，黄克功又向她头部打了第二枪，刘茜当即毙命。

　　回到学校后，黄克功没有自首，而是立即打来水洗脚，脱下外衣及鞋子浸洗，又把手枪擦拭了一遍，企图毁灭证据。他还涂改信件，在刘茜的来信上加添了“十月四日”的日期，企图陷害别人，掩饰和开脱自己。

　　董铁凤等见刘茜一夜未归，产生疑问，第二天一早即到抗大黄克功处询问，黄克功推说不知。董铁凤在回校的路上猜想，或者黄克功将刘茜关了，或者将刘茜打死了，同学刘青则推想刘茜可能寻短见投河了。很快，有人在河边发现了刘茜的尸体，报告给陕北公学。董铁凤又到抗大报告，抗大政治部迅速将此事报告给边区司令部，同时派人立即前往现场勘验。抗大、边区高等法院及边区保卫处等介入此案。案件现场勘验以及调查很快有了结果，勘验结果表明刘茜身受两枪毙命，第二枪是致命的。边区保安处同志深入调查了董铁凤、王志勇等人后，了解最后与刘茜接触的人是黄克功。萧明仁及张海如证实了黄克功是在点名后回校的(点名是在晚八点)。黄克功清洗衣物，擦拭手枪，有销毁证据的嫌疑。抗大政治部当天下午就拘捕了黄克功。抗大领导同时委派教员王子涛检查黄克功的手枪，司法人员对黄克功与刘茜来往信件进行了分析，最终所有的证据指向了黄克功。黄克功起先答非所问，不肯承认，继而在一系列的证据面前，精神防线彻底崩溃，如实交代了自己行凶的经过。

　　毛泽东说：“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

　　黄克功枪杀刘茜这一恶性案件的发生无疑在边区引起了一场地震。“一下轰动了延安城，舆论哗然，群众反映强烈，要求严惩。尤其是女学员们非常气愤，‘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纲纪’。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这时，有一个外国记者代表团正在延安访问，而国民党反动派也借机大肆攻击边区，这一案件处理得是否得当，在国内外都将有深远的影响。在延安，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是绝无仅有的。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先是探询事件的细节，后是揣测将如何处理。经党中央同意，延安各单位围绕这一案件组织讨论。大家有很多议论，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不少人认为：黄克功身为老革命、老红军、老共产党员，强迫未达婚龄的少女与其结婚，已属违法，采取逼婚手段，更违犯了边区婚姻自主原则。他不顾国难当头，个人恋爱第一，达不到目的就丧心病狂地杀害革命同志，这无异帮助民族敌人，实属革命阵营的败类。他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

　　第二种意见，很多人认为：黄克功犯了死罪，从理论上说应该处以死刑。不过，在这样的国难时期，应该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让其为国效劳。黄克功资格老，少年参加红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光荣革命历史；他功劳大，流过血，为革命屡建战功。当此民族危亡紧要关头，他杀刘茜，已经损失了一份革命力量，我们不能再杀黄克功，又失一份革命力量。应该免除死刑，减轻刑罚，叫他上前线去，戴罪杀敌，将功赎罪，让他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流。

　　黄克功被捕认罪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黄克功的信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黄克功在第一份陈述书中说：“功乃系共产党一份子，值兹国难日益严重，国家民族存亡之秋，非但不能献身抗日疆场，反而卧食监狱，诚然对党和革命深深抱愧。因此，功对党和法庭有所恳者，须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 在第二份陈述书中，黄克功说：“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

　　当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认为他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罗瑞卿并没有因为私情而放弃原则，在研究这个案件的会议上，他强调说：“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杀人，原因之一就是自恃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吗？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罗瑞卿把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报告。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当时很愤怒，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并于10月10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鉴于本案案情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确有典型的法制教育意义，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进行公开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