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舍之死，舒乙说：浩然在说谎

　　《天津日报》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对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说是“文革”初期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主任的浩然如是说:“老舍夫人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后，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呗！”

　　舒乙说:浩然在说谎！实际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投湖辞世，事也是母亲和我操办的。老舍失踪，母亲让我去找周总理。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一位接待我的军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着急，将派人尽力寻找先生。家属对先生焦急的程度，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另外，浩然还提到草明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得了美金。于是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的迫害。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以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脏钱；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难道要拿蒋介石的坑害了几亿中国人的该死的金元券吗？那时还没有人民币呢。

　　舒乙认为对老舍之死，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作为革委会主任，浩然的责任，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谈？反说家属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他用造谣的方式，无耻地攻击95岁的老舍夫人。作为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但浩然和浩然们(这个复数词——“们”，舒乙用得好，真切而传神)，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他们对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这已成了一个可悲的通病。

　　舒乙在1988年初曾经赠我一部由他主编的《老舍之死》。这是一部饱含着血泪、怀念和反思的沉重的书。最早写纪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国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写的《蟋蟀葫芦》(文洁若译)。中国最早写怀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后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巴金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的悲剧式的死亡，他们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巴老还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

　　《蟋蟀葫芦》中有一段话讲得耐人寻味，水上勉说:“中国封建贵族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间互相残忍的恶斗死咬，来解闷取乐。”

　　中国作家里，有没有靠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或解闷取乐，或博得虚名，或保存自己，从而进行政治赌博的伪币犯呢？我不敢妄断。因为历史档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样的职业杀手和金棍子梁效、罗思鼎那样被江青豢养的御用文人，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泪来领教其残忍和兽性的。江青的宠臣和给他写效忠信和劝进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纸黑字，赖是赖不掉的。不过这些人的作品，几乎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点小聪明，都在诬隐、投机、告密和整人的心术中用得干干净净，等到动手创作时，江郎才尽了。他们还没有一边出杰作，一边充当刽子手那个本领。

　　我个人不能代表任何一个读者表示对哪一个作家的好恶。我只知道我自己。中学时代就看过《骆驼祥子》、《离婚》……老舍的若干代表作。他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儿、语言和勤奋……特别是那可亲可爱的平民骨气(例如丁二爷、常四爷、老赵……他笔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叹服！他一再叮嘱新凤霞给发配到北大荒的吴祖光写信，充满了豪侠气和人情味。风格即人。像《茶馆》那样的经典，浩然们有几人能写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