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逆境

　　在审查期间，身为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已经无法工作，实际上已经被停职。经过半年多的审查，1963年5月，康生主持下的审查小组写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

　　报告中写道：这部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

　　康生等人将审查报告报送中央政治局后，在中央政治局尚无定论时，康生却进一步加大了陷害的力度和范围。在下一步的专案审查过程中，康生利用手中之权借机大整一批党政军干部。他公开说：“打这本书，就是为打西北山头。”为了打“西北山头”，康生把西北五省大批省级干部陆续调到北京“学习”，要求他们提高认识。在“学习”中，许多人被诬陷为“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成员。接着，康生对《工人日报》党组、全国总工会党组、中宣部进行追查，凡是表态支持发表小说《刘志丹》的，都挨了整。

　　康生等人不仅迫害习仲勋，还想借此机会迫害原西北地区一大批老干部。他们逼迫习仲勋交代是否有“反党联盟”，说，只要讲出有些什么人，这些人说了什么，你的问题就减轻了。但是，习仲勋却在自己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畏权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绝不按康生等人的“引导”编假话。他不仅自己坚持真理，而且为其他受株连的同志澄清事实，坚决而肯定地表示：这件事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康生在罗织了不少材料后，报中央，并且提出了“处理”习仲勋等人的建议。但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同意康生的“重处理”意见。面对康生等人罗织的材料，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可能亲自去核实，但他们坚持认为，对习仲勋要按党内矛盾处理，不仅要保留党籍，还要按照党的领导干部安排工作。在康生等人揪住不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坚持要

　　给习仲勋妥善安排。就是在这两种意见下，中央做出的处理决定是：撤销习仲勋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1965年，习仲勋到洛阳机器厂上任。

　　康生主持专案审查习仲勋，故意拖延时间，其实，他们也根本没有着手进行查证核实。康生的目的是，把这件事无限期地拖下去，直到把习仲勋拖垮为止。因此，他们对习仲勋的审查，直到“文革”爆发尚未结束。

　　“文革”期间，康生伙同林彪、江青等人为非作歹，对习仲勋等人的迫害也变本加厉。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1966年5月，在康生的主持下，又搞出一份审查报告，报告中直接诬陷道：《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他们还先后给《刘志丹》一书罗织了四大罪状。四大罪状中的要害有两条，一条是为高岗翻案，另一条是为习仲勋

　　篡党制造舆论。康生还把专案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学生，指示他们到处揪人。于是，许多西北局的老干部都被揪斗。康生还把小说《刘志丹》的事，捅给姚文元，指使姚文元打棍子。1967年1月3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同年第一期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时，第一次公开点名批判《刘志丹》一书。姚文元当时已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的文章又是在党报党刊上发表的，有了这个前提，在此案中蒙冤的人遭到进一步的迫害。习仲勋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监护长达8年；其他一些党内高级干部也遭到迫害，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迫害致死。

　　1975年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怀下，习仲勋被解除监护，但他的所谓“反党问题”仍然没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