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

　　2009年2月12日，是达尔文诞辰二百周年。这二百年，是世界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也是中国天翻地覆的二百年。但达尔文在中国的传布，却不是因为其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而是因为其作品中的“物种灭绝”和“物种竞争”理论。在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条清晰的对达尔文的“误读之线”。一百年误读，二百年孤独，这是达尔文在中国的命运。

　　南都周刊编辑:阚牧野 特约撰文 | 钟岩苑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的开篇，讲述看冰故事。和冰一起来到马孔多的还有各种代表着科技进步的机械玩意儿，紧接着，火车、轮船以及梅毒络绎来到马孔多，开始了一百年的天翻地覆。某种程度上，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同样可以移植到同属第三世界的中国境域。

　　如今，人们已经认识到，人身上长出猪尾巴，并非稀奇古怪的事，只是“返祖”之一种。这一切皆拜达尔文所赐，自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以来，物种演变以及人类进化的历史已经成为科学，从小学生的科学课堂讲起，足见其影响深远。

　　从李鸿章到鲁迅

　　1889年，上海格致书院举行春季考试，一个名叫钟天纬的学生写下了如此答卷：

　　迨一千八百零九年，而达文生焉??一千八百五十九年，特著一书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并论万物强存弱灭之理。其大旨谓，凡植物、动物之种类，时有变迁，非缔造至今一成不变。其动物之不合宜者，渐渐澌灭，其合宜者，得以永存，此谓天道自然之理。但其说与耶苏之旨相反，故各国儒士，均不服其言。初时辩驳蜂起，今佩服者渐多，而格致之学从此大为改变。此可谓千秋崛起之人也。

　　这里的“达文”，就是俗译的达尔文，“论万物分种类之根源”之书，就是《物种起源》。不论钟天纬当时是否已经读过此书，他对于《物种起源》的评论的确到位。阅卷老师、李鸿章将这份答卷列为“超等”，并写眉批：“达文明动植之学，有动植原一书，明自然之用，宏旨若中国老子。”李鸿章在这里给了《物种起源》另一个译名，《动植原》。

　　当时的李鸿章，贵为北洋大臣。尽管他将《物种起源》的“宏旨”比附为中国的老子，有点滑稽，但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新兴科学“物种进化”理论并不陌生。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将修身和治学分为“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平天下”几个阶段。格物致知，是初始阶段。明朝的王阳明，曾经蹲在家里“格竹子”，呕心沥血数天数夜，没有“格”出来。而在1889年，上至朝廷重臣李鸿章，下至普通学生钟天纬，都可以款款而谈达尔文，并且迅速地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与此同时，达尔文在欧洲引起的反应，确实毁誉参半。一直到1925年，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律，禁止在课堂讲授“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被称为“反进化论法”。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田纳西、阿肯色和密西西比三州才废除各自的“反进化论法”。

　　实际上，早在这份答卷之前16年，达尔文的名字就已来到中国。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则“新书资讯”，《西博士新著人本一书》介绍西洋博士“大蕴”出版的新书《人本》。“大蕴”就是达尔文，《人本》就是他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起源和性选择》。

　　在《人类起源和性选择》的同一年，数学家华蘅芳翻译了英国地质学家雷侠儿的(Charle Lyell，现译为赖尔)《地学浅释》一书。这本书的英文原名为Pinciples of Geology(现译为《地质学原理》)，是一本对达尔文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据说，达尔文在乘坐比格尔号轮船环游地球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就是这本书。在赖尔死后，达尔文发表悼念文章：“我所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学习研究了他的伟大著作。”同时，赖尔也是最早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人。在华蘅芳的译本里有如此一段话：“有勒马克者，言生物之种类，皆能渐变，可自此物变至彼物，亦可自此行变至彼形。此说人未信之。近又有兑儿平者，言生物能各择其所宜之地而生焉，其性情亦时能改变。”这里的“勒马克”，如今通译为拉马克，这里的“兑儿平”，就是达尔文。

　　《地学浅释》这本书，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康有为、梁启超都对此书赞誉有加，而影响最深的人，则是鲁迅，鲁迅早年曾经手抄此书，并曾撰有《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等文章，对进化论多有发挥。五四时期，鲁迅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亦源于他所信奉的进化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