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被赶进牛棚 女生宿舍楼看门人翻译《罗摩衍那》

　　陈晓楠：但是季羡林的亨通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三反”、“五反”开始，在这些标榜知识分子精神救赎的运动当中，季羡林猛然觉悟到自己什么都不是，是个彻头彻尾的“摘桃派”，意思也就是说坐享人民战争成果的人。他心里背上了异常沉重的原罪包袱，不断地忏悔，不停地写思想检查，心悦诚服地参加到一次次的批判浪潮当中。

　　解说：有一天，有人跑过来告诉他，外边正在批陈寅恪，很多人都写了批判文章，你是他的学生，赶快表现一下。当时确实有许多人靠出卖老师批判老师来求自保，以至于师生反目、人人自危。季羡林心里感到极不是滋味，他选择了保持沉默。后来有人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确实没有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他老师的文章。

　　季羡林：我对我的老师，都写了怀念文章，怀旧集。

　　陈晓楠：五十年后，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这篇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他说，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儿。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北京大学朗润园内有个小池塘，这里荷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季荷，季荷池后面就是季老的住所，就是在这里他写出了对文革的反思《牛棚杂忆》。季老住在这里的时候，也是这里早晨灯亮得最早的时候，季老一般早晨四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几十年来，养成的这个习惯几乎没有打乱过，不过文革时期除外。

　　解说：这是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中译本，《罗摩衍那》被称为印度最初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就受到了这部书的启发。但是，这本诗集长期以来只在佛教徒之间以节本的形式口耳相传，在中国一直没出现一部真正的全译本，直到文革爆发，季羡林被赶进牛棚。

　　蔡德贵：是季老一生当中除了在德国的饥饿监狱，然后在文革当中呢，他就是第二次进了炼狱，受到了人间难以忍受的耻辱，包括饥饿，包括肉体的折磨，但是从牛棚出来以后呢，他觉得人生非常短促，而且受这么大的罪，觉得还不如死掉好，所以他一度想自杀。有一次他把兜里装上了安眠药，准么悄悄地到这个他的房后圆明园的芦苇里边静静地死去，但是刚要出门的时候呢，被红卫兵堵住了，拉出去斗争，一顿痛打，打得鼻青眼肿，回来以后他痛定思痛说，人间的苦好像也就是不过如此，我不死了，从此以后呢，他不再有自杀的念头，反而悟过来了，既然人生这么短促，为什么不利用这短促的时间，干点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呢？

　　解说：文革后期，季羡林被发落到北大女生宿舍楼的传达室当看门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了《罗摩衍那》的地下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只好偷偷地在家里头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经过时拿出小纸条，躲在角落逐字翻译。这样的地下翻译持续了四年。文革结束，《罗摩衍那》的汉译本也初具雏形。

　　陈晓楠：万幸的是，共和国总算是艰难地挺过了这十年折腾，文革结束，很多批判过季羡林的人心事重重，他们担心遭到报复。有人千方百计地打探他的意图，甚至走路的时候都故意避开他，生怕旧债被他记起。其实季羡林也是心事重重，只不过，内容有别罢了。

　　解说：季羡林有常年写日记的习惯，据身边的人回忆，即使是出差在外，偶有所想，季羡林也会想办法记下来，没有纸就用路边的香烟盒。《牛棚杂忆》大概就是当时日记的整理本。

　　季羡林：我要是跳不到牛棚里边，那本书(《牛棚杂忆》)也出不来，如果那本书出不来，对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差一大截。到现在，书非常少。

　　蔡德贵：他认为像文化革命这样的惨剧不应该重演，但是他看这个书店里边几乎没有出版这类似的著作，所以他就下决心，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段惨痛的历史，因为我是亲历者要写下来，他花了很长时间写，写了以后没人出版，出版社都不敢出，因为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钱文忠：他应该是拿个人现身说法，拿他的血泪，拿他的哀痛，来提醒这个民族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部书对他来讲写得是很沉重的，虽然文笔好像看着很轻松。

　　季承：所以他在写的这个《牛棚杂忆》里头，他基本上是不点名的，说对谁，他都知道，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他也清楚，他基本都没有点名，他的意思就是提醒这些人，能够认识这个事情错误，防止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不幸的事情。

　　蔡德贵：所以这个书的影响在于，中国它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毁灭文化，毁灭知识的一个运动，这样的运动以后不应该再搞，不应该有第二次。所以季老，他是《牛棚杂忆》主要的意图就是想告诉世人这么一个东西，不能做毁坏自己文化，毁坏自己传统的事，他的主旨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