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里和陈永贵喝茅台

　　马烽又说：“我和孙谦俩人商量了半夜，觉得只有找陈永贵想办法。他是副总理，又是政治局委员，只要他说这部片子还可以，不要再重拍了，我们才有可能躲过这一厄运。早饭后我俩就贸然去找他。刚走到他家那座没有院墙的院子附近，就被一位穿便衣的警卫人员拦住了，说什么也不许我们去打搅副总理。幸好走过来一个当地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和老孙热情地打招呼。她听说我们是去找陈永贵，忙向警卫说：‘他们是老陈的朋友，不让见可不沾。’警员就不再拦阻了。

　　“一走进院子，就看见中间一孔窑洞的窗户上，映出了陈永贵着白毛巾的那颗脑袋。撩开门帘进去，只见他蹲在窗户前的炕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在吃早饭。碗里是这里老乡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糁熬成的糊糊，窗台上摆着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还是黑色的中式裤褂，老布鞋。那几个栅栏一样的门牙已经变成了一口白白的义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牙疼得没办法只好拔了牙齿重新镶的。这一变，面孔显得好看了一点。他一见我们，微微笑了笑，说了句：‘来啦！’这和以前见面打招呼一样。他三口两口把碗底的那点沙粥喝完，把碗搁在窗台上，然后跳下炕来说：‘走，到客厅里去坐。’说是客厅，其实就是窑洞旁的一间大平房。房里摆着几件旧桌凳和橱柜，还有两对简易沙发。他一进客厅就忙着给我们泡茶，拿烟。

　　“我们不想耽误他的时间，老孙开门见山把我们找他的目的说了。陈永贵说：‘写电影是你们文艺人的营生，我可不插手管这事。’写这部电影剧本，他确实没有插手管过，尽管几次的打印稿都送给过他，他从来也没提过什么意见。说着说着，他突然说：‘咱们这么干坐着说话多没意思，喝酒吧！’他边说边从柜子里拿出一瓶茅台酒，三个酒杯。酒杯是椰子壳做的，外边雕着花，里面镶着银。他斟下三杯酒，这才发现没有下酒菜。于是拉开橱柜端出半碟炒山药蛋丝来，显然这是昨天吃饭剩下的。接着又端出个扣着小碗的碟子来，揭开小碗才发现里边是几个掰开的点心。他说了句：‘这不能下酒。’随手又放进橱柜里。然后拉开抽屉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是几个大青椒。接着张罗要炒鸡蛋。老伴吃完早饭上地去了，家务活他从来也不插手，因而找了半天也找不到油瓶放在哪里。我们边忙劝阻，他也只好就此作罢。看到陈永贵在家里的这种生活状况，我颇为感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堂堂国务院副总理，回到家里竟是这个样子。”

　　堂堂副总理没有城市户口 也须挣工分

　　讲述到这里，马烽插入了不少陈永贵当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后，生活俭朴的细节：

　　陈永贵的烟瘾很大，他抽烟有个特点，就是从进门点着第一支烟开始，就不断火。左手指夹着的烟刚抽了半截，右手已拿起另一支，慢慢用手捏烟头，挤出一些烟丝后，把那半截烟栽在上边继续抽。他做这些动作十分熟练，连看也不看一眼。一盒烟抽完，烟灰缸里只有一根火柴棍，连一个烟屁股也不见。陈永贵一天得抽两三盒烟。那时候，中央首长都有特供烟，不是“熊猫”就是“中华”。但陈永贵从来不抽好烟，他最常抽的牌子是三毛八一盒的“三七”，和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亚”。

　　陈永贵到中央后，不仅老婆和孩子仍是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他这位堂堂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六十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月六十块提高到一百块。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三十六块钱。一百三十六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

　　陈永贵经常在大寨接待站陪客吃饭，按规定可以不交钱，可是陈永贵要带头不搞化公为私，让自己的秘书交了一百块钱。陈永贵说：“规定不出，我们要出。不然，吃着香，屙着光，要着钱了扎饥荒。”

　　俗话说，谁家锅底没点黑，可陈永贵就敢于自揭家丑。陈永贵自己在支部生活会上说：“我坦白一件事，就是一个河北搞修建的，送给我家一瓶香油，六支小挂面，一斤花生。据家里说是接待站九昌相跟送去的。现在人也找不到，要赶快还给人家……”

　　马烽说：“一个人，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永远保持一个纯朴农民的本性，能够拒腐蚀、永不沾，这是最令人敬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