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谢晋》是导演谢晋生前唯一认可的个人传记。作为谢晋生前好友，本书作者揭开了常人所不知的大师谢晋与夫人徐大雯的情感历程。

　　谢晋与徐大雯的情感世界

　　美丽的初恋

　　谢晋早年曾就读于江安国立剧专，江安的生活是枯燥而萧索的，这里很少名胜古迹，更无闹市街景，不过到了春天，对于大多数从大城市来的师生来说，春天的江安可以说是充满了诗情画意，那苍翠峻伟的南崖，那城北连绵起伏的丘陵，那随风摇曳的桂圆树，那金黄万点的油菜花以及在那花蕊间飞来飞去的蜜蜂，使正处青春年华的少男少女们暂时忘却了求读生涯的艰辛和时局动荡所带来的不安。他们尽情地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享受着春天赐予的生命甘露。的确与那些在日本鬼子的炮火下挣扎的同龄人相比，他们这里可以算得上是人间天堂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年轻端庄的姑娘走进了谢晋的视野。她叫徐大雯，是地地道道的江安城里人，她的父亲也是个读书人，家境很殷实，在农村有田地，在城里有货栈，在当地很有些声望，就在徐大雯12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这使得这个昔日的富家千金常常处在一种郁郁寡欢的心态之中。虽然，已经家道中落的她在生活上尚不至捉襟见肘，比起一大帮穷学生来说，她仍是富有的，但不知为什么，她总感到自己的心里是苦闷的，她总想找一个人，一个可靠的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向他诉说心中的苦闷。

　　这一天，江安女中初中部17岁的女生徐大雯从学校的矮墙边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人，一个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的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徐大雯一生的命运，同时，这个人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就是谢晋。这一年，谢晋还不到20岁。

　　几十年以后，当昔日这位江安城里顶呱呱的“上江”女子在忆及她与谢晋这段一见钟情式的美满姻缘时，目光中仍掩饰不住流露出少女般的羞涩与润湿。“我与谢晋相识，可以说是天公作的美，因为我们江安女中与国立剧专只是一墙之隔，墙的这边是我们的学校，墙的那边是谢晋的学校。”

　　“我认识他时他还不到20岁。我更小，他年轻时就长得魁梧高大，喜爱运动，更爱打架，他的打架是出了名的，当时国立剧专的情况非常复杂，有不少进步师生，也有国民党的特务，谢晋血气方刚，爱出头，爱打抱不平，看到有人欺侮女同学，不管对方有着什么身份，就冲上去打架，他打架打得可凶呢，谁也劝不住，别人不敢出头的事他敢！”

　　“我之所以对他产生好感，其中一个原因也正因为他有正义感，并且是个直肚肠，说真话！”

　　“江安距离重庆有几百公里，是一个小县城，一向很封闭，我那时爱演进步话剧，又常与谢晋这些爱国学生在一起抛头露面，就已经为当时的反动势力所注意。另外，我们那儿的人排外情绪又十分厉害，一向讨厌抗战后到这里来的‘下江人’，我爱上了‘下江人’谢晋后，惹怒了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两股势力糅合在一起，就使我再也无容身之地了！”

　　“谢晋20岁生日的那天，他邀了好几位女性朋友吃饭，我也去了，我们堂而皇之地在茶楼上吃饭。这还了得，于是一阵风地传开了，次日我就被开除出校。从此，我在家乡人的心目中，成了一个坏女人，走到哪里，都有人指着我的脊梁骨骂，说我父亲死得早，没人管，丢了江安人的脸。母亲哭着让我去重庆找舅舅，于是，我不得不只身一人来重庆投奔我的舅舅。我学校的几位好同学偷偷地帮我把留在学校里的几件衣服拿出来，送我上路。谁也不敢与我多说话，因为一个女学生被学校开除，在江安城内，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所以，在人们的心中，我简直是坏透了……”

　　“我真心喜欢他”

　　经过了江安的这场风波，谢晋与徐大雯一下子似乎成熟了不少，如果说，他们两人以前的相识只不过是一种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初恋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一种经过了严峻考验的生死之恋了。谢晋和徐大雯都有一个强烈的念头，既然人们这样不公正地对待他们，他们一定要争一口气，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然后明媒正娶，让那些鄙视他们的人看看。

　　1943年初，重庆中央青年剧社来了一位年轻的场记，他就是谢晋。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的重庆已有5大话剧团，即中华剧艺社、中国剧团、中国万岁剧团、中央青年剧社、中国艺术剧社。在这么一个不大的城市里有这么多剧团，可想而知是够热闹的，但与江安相比，重庆更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陪都，重庆的白色恐怖比其他地方更厉害、更直接。

　　中青社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以抗战题材为主，如曹禺的《蜕变》、《北京人》、《家》、《正在想》、《镀金》和《雷雨》、《日出》、《原野》等，也演其他的一些进步剧目，如《少年游》、《黄花岗》、《鸡鸣早看天》等，谢晋在这些剧目中常担任剧务、场记，有时也扮演一些次要的角色。

　　在重庆文德女中高中部读高一的徐大雯常在谢晋排戏的间隙来看望他。对于戏剧，徐大雯不仅是一个爱好者，也是一个参与者，早在老家江安时，她就上台演过进步话剧，后来因为家中的阻拦，才没往这方面发展。

　　徐大雯那时住在舅舅家，舅舅在重庆的一家公司里任职，家境尚过得去。对于谢晋这位未来的外甥女婿，他曾有过几次接触，也把他叫到自己家里吃过饭，总的印象是，除了对他的演戏职业表示不敢恭维外，对人品是无可挑剔的，因此，他是赞同并鼓励外甥女与谢晋好下去的。而这对于徐大雯来说，差不多要高呼“万岁”了。她后来回忆说：“经过了江安的那场周折，我们的感情更进了一层，他对我的感情十分专一，我也一定要与他好下去，一方面我真心喜欢他，另一方面我们也只有正大光明地结合在一起，才能挽回我的名誉。”

　　1938年至1943年，日本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的大轰炸。雾都重庆，整日间处在一种大祸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当中。那些日子，敌机的骚扰也多了起来，不时有炸弹从头顶上扔下来，在人群中爆炸，使人产生一种窒息而绝望的感觉。

　　中青社仍在坚持每天排戏，但演职员们也早已是人心惶惶，特别是有时正在排戏，一阵警报响起，大家赶快扔下道具，躲到防空洞里去，每天几次下来，吓得人的精神快要崩溃，哪还有什么心思排戏。面对这种人间地狱般的生活，谢晋与徐大雯常常处在一种迷茫和彷徨的煎熬中，他们常常问自己，怎么办？再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待下去，何年何月才有出头的日子。

　　在焦虑、企盼和等待中，1945年终于来临了，8月15日早晨，谢晋还没有起床，这时，大街上似乎特别的宁静，突然，一个盼望已久的振奋人心的消息从广播中传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广播还没结束，整个山城便已沸腾了起来。

　　在弥漫着浓浓鞭炮硝烟的大街上，谢晋拉着徐大雯的手，在人群中漫无目的地行走着，他们感到幸福正在成为现实。

　　迎娶新娘

　　1941年春天那个闷热的晚上，当谢晋提着一只旧皮箱，悄然离开上海同孚路那幢灰色的石库门至今，已经整整4年过去了。4年前，上海还处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现在，日本人投降了，和平了，该是回去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团聚的时候了。

　　谢晋是个急性子，心里想干什么事，巴不得马上就办成，当他把这个想法与徐大雯一说，徐大雯也赞同。

　　1946年3月的一天，谢晋告别了中央青年剧社的老师和同学们，登上了从重庆开往上海方向的小火轮。徐大雯则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在码头上与谢晋道别，她暂时还不能跟谢晋同赴上海，因为她高中尚未毕业，她还得在重庆留一段时间。因此，对于徐大雯来说，除了与恋人分别时的恋恋不舍外，她的内心深处还隐含着一种更为复杂的心情：重庆与上海远隔千里，谢晋此次一去，会不会变心呢？再说他们又尚未结婚，就说谢晋对她一片忠心，那么他的家庭呢？1943年，当“下江人”谢晋与“上江人”的她相好的消息在江安小城传开以后，不就在她的家庭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吗？现在，当一个外地破落地主的女儿要嫁给一个名门望族出身的谢家公子的时候，那个家庭，是否会友好地接纳她呢？

　　小火轮在徐大雯痴痴呆想的时候，渐渐地离开了码头，因为加大了马力，从轮船的烟囱中喷出了一股股浓浓的黑烟，徐大雯固执地站在码头上，透过浓重的烟雾，她看到有一张她熟悉的面容在她的视线中远去了，模糊了。

　　后来，她在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谈到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她说：“抗战胜利后，谢晋先是乘船，后来又经川塞公路，到宝鸡，由于车少人多，他只好买黄牛票，到了徐州，再转到上海，回到家时，身上长满了虱子。到了上海，谢晋开始时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自己筹款组织了剧社，聘请了上海舞台上的一些明星来演《郁雷》，可是由于没有后台靠山，也没有声望经验，不久就破产。1946年夏天，我如期在重庆文德女中毕业，谢晋特地从上海赶来重庆，把我接到上海。他告诉我办剧社失败的情况，问我怎么办？对此我倒无所谓，一个23岁的青年，赤手空拳要在上海滩闯出一条路来谈何容易，而我关心的是他有没有变心，在上海有没有‘原配夫人’。因为抗战时期，‘下江人’到了重庆后，隐瞒原来的婚姻，让我们‘上江人’做小老婆的确实很多，抗战一胜利，这些问题都开始暴露了，我母亲只有我一个女儿，她也对此放心不下。到了上海后，我见谢晋确实真心实意地只爱我一个，早就做好了明媒正娶的准备，我也总算没有白爱他一场，觉得感情有了寄托。”

　　1947年的一个良辰吉日，两位历经磨难的年轻人的婚礼终于在上海隆重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人很多，除了亲友，还有谢晋少年时的一些同学和朋友，大家多年不见，分别的时候还是孩子，而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大家回忆往事，自然要感慨一番。德高望重的剧作家洪深当了新郎新娘的证婚人。因母亲陈振美的坚持，婚礼既采用了新派的方式，比如拥抱、接吻，也沿袭了老派的做法，如拜天地、喝交杯酒等。总之，婚礼办得热热闹闹，欢欢喜喜。

　　摘自《大师谢晋》 顾志坤 著2008年版

　　作者：顾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