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歌拉出了交际舞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她是继埃德加·斯诺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受到特别的重视。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先后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

　　这支年轻的革命队伍，一直盛行的娱乐节目是集体唱歌和相互“拉歌”。史沫特莱不擅长唱歌，却能跳舞。她后来回忆，“在延安召开的一次高级军事干部会议期间，我试着教他们一些人如何跳舞，他们勤奋好学，每事必问，不怕丢面子。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不过他跳舞像一个人在演算一道数学习题似的。彭德怀喜欢作壁上观，但不肯下来跳一次舞。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

　　羊皮大衣，貂皮帽子，高筒马靴，史沫特莱是一身时装出现在延安一片青灰色军装制服面前的。与她形影不离的是一位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话剧的吴光伟(吴莉莉)，现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她们被称为 “三个有丈夫气概的离过婚的女人”，对传统的婚姻都持批判态度。这样三位耀眼的单身女性，像旋风一样出入各种政治、社交和群众场合。她们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和热烈的欢迎。

　　以民主的名义起舞

　　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何况，革命队伍里很多曾经生活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同志们，对交际舞并不陌生。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

　　据史沫特莱回忆，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有时候，我给毛泽东写一个‘请即来一谈’的便条，他很快就来了，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于是请外国友人唱一支歌，外国朋友引吭高歌，中国主人拍掌击节，歌罢由中国主人们或唱歌或讲古，窑洞满座，谈笑风生，一时称为乐事。”在这种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她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继之教授西方式的交际舞。

　　与她们比邻而居的是共产国际常驻中国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以及当初随斯诺一起来陕北的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他们的窑洞里有一台轻便的留声机，不多的几张唱片。这为窑洞晚会上跳交际舞提供了难得的伴奏音乐。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参加过长征的50位女英雄们，她们戎马倥偬的生活和工作，无暇去修饰自己的容颜；她们在革命队伍里所享有的地位和声望，也没有必要去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貌。据说，她们从来不化妆，头发太长有碍行动时，随便拿一把剪刀剪短即可。因为在她们看来，把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表现。交际舞一直是被当作外国的恶习遭禁止的。现在，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上海等大城市涌来的一批批受过教育的女学生们，她们刚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惊喜未定，又被邀请参加逐渐蔓延的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从而有了与延安高层社会男英雄们手把手，面对面直接接触与交流的机会。女英雄感到，男人们在异动，她们在想方设法制止这种“反叛”。

　　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这场矛盾的结果，是导致延安离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贺子珍的负气出走。

　　遏制不住的热情

　　贺子珍出走，毛泽东婚变，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潮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

　　音乐伴奏虽然很简单，但已经是现场乐器演奏。计有口琴、风琴、手风琴、小提琴、竹笛、二胡，其中很多乐器大多是临时手工制作的。最能渲染舞场气氛的定音鼓、爵士鼓，都是用废弃的美孚油筒改做而成。全延安唯一的一架钢琴，是大后方一位爱国民主人士赠送给周恩来的，1941年春转赠到鲁艺。

　　只有两处教堂里的舞场是青砖地面，其他舞场都是平整的黄土地。有的露天舞场由于天气干燥，跳舞人多而难免尘土飞扬。在灰色一片的制服中间，从大城市新近来到的女同志们将上衣腰身收紧，扎上皮带，就显露出优美的身材曲线。有的甚至把津贴节约出来，买一块白布或蓝布，做成短袖衬衫，衣襟上还绣上一朵小花，就更加别致了。

　　交际舞促成了革命婚姻

　　鲁艺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菲，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

　　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

　　“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辉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同时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晚会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舞会在当时之所以特别盛行，除了跳舞可以娱乐身心，有利健康的原因外，还因为参加跳舞的舞伴都是妙龄女郎。深入交际舞场的男女乱阵之中，既为将领们提供了宽裕的条件，又有了自由婚姻的美誉。所以，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以上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延安对他们是一种温馨、甜蜜的回忆。

　　据国家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