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看清朝的汉化政策(上)

　　□王学泰

　　从一本书看一个朝代的兴衰似乎有大题小作之嫌，但这本清代中叶出版的专门收录旗人诗歌的《钦定熙朝雅颂集》，确有标志意义，因为它关系着清朝统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政策——有控制的汉化政策的失控。

　　满洲入主中国，建立了以旗人统治为主体的清朝，统治长达267年(从入关算起)之久，为什么清室能以百十万人口的少数民族长期统治拥有数亿人口的汉族？其赖以成功的原因很多，但关键一点，在于它推行了有控制的汉化政策。当这个控制失灵的时候，清统治由盛而衰就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它是由氏族部落制度发展来的。平时组织生产，战时全部壮丁都是兵。统一中国之后，清统治者面对广袤的土地和众多的民众，必然要承认汉族原有的统治方式，要用汉族原有的统治方法治理国家，那么必然也要接受原有那套意识形态及相应的一套操作科目，例如把孔孟之道、程朱理学视为立国之本，就要笼络汉族文人士大夫，搞礼贤下士，征召隐逸，开科取士等一套。谈论满洲的汉化不能忽视清廷统治的需要，这是自觉的，是在统治者实施的统治计划之中。汉化能够顺利发展(特别在前期)，是以统治阶级需求为前提的。

　　另外一种汉化是追随统治者入关的广大满洲民众。满洲民众的汉化不是由其入关开始的，关外期间，在满汉的交往中，满洲人的汉化就开始了，因为文化走向与流水相反，它总是由低处向高处进展的。这是不自觉的，也不一定是统治者所首肯的。满洲民众的汉化包括语言、衣食、习俗，乃至学习汉文，读汉文著作，写作诗文等。

　　努尔哈赤对汉文化是敌视的，对于明儒生尤为憎恨，捉到即杀，曾说“种种可恶，皆在此辈”。切齿之声可闻。皇太极虽有所缓和，但对满洲人汉化趋向也是十分警惕的。皇太极即位不久就说“我皇考太祖(努尔哈赤)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从而导致衰亡。

　　然而，文化是个整体，清统治者在学习汉语、学习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时候，汉文化的其他内容也随之而至。什么当接受什么不当接受呢？这就是个问题！另外，文化虽然要借助一定载体才得以体现，但究其实质来看，文化更像是一种氛围、一个场，处在这个“场”中，很难做到只取有用之物，屏除有害之物。“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果只停留在粗略的层面，还有一定道理；如果涉及精微，就很难一厢情愿。

　　入关后，八旗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八旗军成为职业军队。这个职业军队又来到了汉文化的“场”中，虽然八旗进入大城市后都建筑满城，把他们与汉人隔离开来，然而，彻底的隔离是不可能的。交往频繁的城市生活又岂是区区坊墙所能隔离开的。何况八旗子弟作为职业军人整个被朝廷包养起来，没有谋生压力，不事生产，又没有战争，整日游手好闲，彻底成为城市中的顶尖的有闲的阶级，于是，他们有了比汉人更多的机会接受汉文化中奢靡的消费文化，变得日益软化。

　　清朝最高统治者接受汉族传统的意识形态之后，马上就得到好处。例如源于氏族部落的八旗制度保留了军事民主因素，各旗旗主在国家的大政方针上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努尔哈赤晚年特别强调“八固山王共理国政”的原则，能持此原则者才能继承他的帝位。这样军事力量大的旗主必然对皇权构成威胁。皇太极主政时一直想要抑制、削弱各旗主的权力，很困难。顺治初，正白旗主多尔衮以摄政王和皇叔父的身份独断专行，俨然太上皇。在他死后两个月顺治就能“籍其家，诛杀其党羽”，“削其尊号及其母妻追封，撤庙享”，甚至掘墓鞭尸，用的“阴谋篡弑”的罪名，凸现了皇权至上的意识。其后顺治将多尔衮统领的正白旗收归皇帝，加上原有的正黄旗、镶黄旗，是为“上三旗”，从此原来大致平等的“八旗”，逐渐产生了上下之分，旗人有功，从“下五旗”转到“上三旗”，这就是“抬旗”，并成为一种制度。这是汉化的第一个成果。也就是“尊君”，或说是加强皇帝极权。这是一个很长、而且有起伏的一个过程，直到雍正期间才最后完成。清史学家孟森说：

　　太宗(皇太极)以来，苦心变革，渐抑制旗主之权，且逐次变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据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属人，不能于皇帝之外，复认本人之有主。盖至世宗(雍正)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而尤以儒家五伦之说压倒祖训，非戴孔孟以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秉承于太祖(努尔哈赤)也。世宗制《朋党论》其时所谓“朋党”，实是各旗主属之名份。太祖所制为纲常，世宗乃破之为朋党，而卒无异言者，得力于尊孔为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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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统治者的“汉化”就是“儒化”，如果仅就意识形态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顺治皇帝是喜欢汉文化的，为了统治新到手的江山也必须学习汉文化，可是在他临终之时，在遗诏中反思执政教训时还说，自己“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此罪之一也”。

　　康熙亲政后，实施“以汉治汉”的政策，倡导“以文教治天下”，崇尚理学。甚至康熙自己穿上了“儒服”以儒学领袖和天下师自居，并宣称“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这种把“治统”“道统”在自己身上合一的皇帝，历代还不多见。康熙内心对于“汉俗”则是十分卑视的，他常常批评汉人习俗鄙陋面，并认为“汉人难治”，甚至连吃饭这类小事上都认为汉人就是不行，一天吃四五顿饭，不知节俭。但他从现实统治需要，也要与汉人及其文化习俗，虚与委蛇，不过分地在习俗的小问题上过分挑剔，吹毛求疵。他说：“文臣中愿朕习汉俗者颇多，汉俗有何难学？一入汉俗，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可见，康熙在统治上急速推行孔孟、程朱之道、加强皇权专制同时拒绝与此无关的东西。因此从康熙开始是比较自觉地控制着汉化的进程及其内容的。

　　然而，随着汉化速度加快，统治者担心的负面效应也产生了，清初诗人方文《都下竹枝词》咏及八旗云：“自昔旃裘与酪浆，而今啜茗又焚香。雄心渐向蛾眉老，争肯捐躯入战场。”惯于战场厮杀的八旗健儿进了城，灯红酒绿，一下子钻到温柔乡里，自然战斗力迅速下降。于是，“三藩之乱”时，清廷不得不借助张通、赵良栋来敉平叛乱。

　　(作者: 王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