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征集到《陈寅恪先生遗稿》并将之拍卖一事,曾引起文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当时的媒体如《新京报》、《东方早报》等作了广泛的报道。2006年11月23日,这批遗稿流拍,这件事似乎也为人遗忘,但是这批遗稿不应该随之为人遗忘。尽管这批遗稿如今仍在藏家手中,我们无法尽睹遗稿的全貌,但幸好有《陈寅恪先生遗稿》这部图录行世,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信息,为陈寅恪先生及其学术成就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陈寅恪先生遗稿》,16开,精装,一册,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编印,为中国嘉德2006秋季拍卖会图录。全书收图录111幅,图录有说明,间有校订文字等,卷首有主事者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善本部经理拓晓堂先生所撰《陈寅恪先生遗稿序》和《编辑凡例》。
《陈寅恪先生遗稿》的内容,据拓晓堂先生序中归纳,有以下六类:一、寅恪先生三四十年代亲笔手稿;二、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由黄萱先生代笔文稿;三、寅恪先生《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二编》文稿;四、寅恪先生五六十年代教学讲义;五、寅恪先生批校书籍;六、寅恪先生藏书。
拓晓堂先生整理的这批遗稿,均依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出版之《陈寅恪集》编排次序编辑;并依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古”)出版之《陈寅恪文集》和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对文稿作了校订。
仅就《陈寅恪先生遗稿》图录每种所示之一二页和拓晓堂先生简洁的校订说明,可以得知陈寅恪先生这批遗稿的重要价值。这里,就披阅所得,略叙一二。
一
首先,《陈寅恪先生遗稿》保存了陈先生未刊或未收入文集的文字。其中有:
1.《大唐创业起居注》通批
此批注未见著录和发表。据图录所示,批注文字不少。
《大唐创业起居注》凡三卷,唐温大雅撰。图录1页,为卷上夏五月癸亥条“官往取进止”至六月己卯条“欷歔不得已裴寂”止,有陈先生批注两条。一是:“兴国寺兵知帝未从突厥所请,往往偶语曰:‘公若更不从突厥,我亦不能从公。’”陈先生眉批曰:
兴国寺兵,即太宗、长孙顺德之兵,足证太宗以突厥迫胁高祖从其化家为国之计。
二是:“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入启,请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废昌邑故事,废皇帝而立代王。”陈先生眉批曰:
足证太宗实为首谋。(中略)谋时仅太宗一人在侧也。
据拓晓堂云,陈美延编《陈寅恪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160至172页载此书影。经核对此书,批注更多。此批注未见著录和发表。
2.自序
此件两份,一为毛笔书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稿纸戊种”,一为毛笔红格,同出一人手笔,均有“此序不印”字样。图录为前者,文云:
寅恪近数年来,颇治唐史,稍有撰著。考制度源流则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纪政治变迁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至于社会风俗,未遑多及。此书之作,殆可补唐代社会之一部乎。夫诗之为道,诚难言矣。元白之诗,尤非寅恪之浅陋所敢妄说。故证述事实多取于唐李肇国史补,评释意旨颇参之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及洪迈容斋随笔。此书不过迻录昔贤遗著及演绎其绪论而已。世之读元白诗者,取古人之作与鄙说并观,倘发见谬误,尚希赐予纠正,幸甚幸甚。甲甲七夕陈寅恪识于成都南郊华西坝寓庐。
从内容看,此序当为《元白诗笺证稿》序,不知何故此序未见发表。从此序可以看出陈先生研究唐史之系统性,极具文献价值。
3.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章校改表
此件为钢笔手书,1册,纸本。此件文稿未见著录,也未为上古版《元白诗笺证稿》采用。《元白诗笺证稿》出版后,作者屡有订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4月出版《元白诗笺证稿》后不久,拟予重版,因于1959年8月21日致信陈先生,请他另撰校补记,陈先生遂寄上三条,即上古版《元白诗笺证稿》所附校补记第一至第三条;1965年11月20日,陈先生又寄上校补记十条,即第四至第十三条,已刊于上古版(参见拙文《陈寅恪先生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书信辑注》,《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2辑)。但是,此校改表的内容并未在此稿补记中,估计是陈先生此后所作。如图录所示有:《七德舞》校补记七条,《法曲》校补记亦有七条,《华原磬》、《新丰折臂翁》、《太行路》、《司天台》、《昆明春》等俱有校补记。
4.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
此件以“北京大学”稿纸抄成,1册。未收入文集。此文1935年7月刊于《清华学报》十卷三期。蒋天枢先生按:“此文遵师嘱未编入文集。师云文中有误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不知陈寅恪先生所言误处为何,未见其他记载。蒋天枢先生的记载,显示了陈寅恪先生对学术和对自己著作认真负责的态度。但此文既已发表,就已具有学术史的意义;而且从陈寅恪先生倩人抄写此文一事来看,陈先生有保存此文之意,或有他日修改之意。
由于未细核陈寅恪先生文集,拓晓堂的校订说明中把陈先生已收入文集的一些文稿误断为佚稿。如:
1.《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残稿
此稿书于陈先生《桃花源记旁证》稿背面,存1-3页、7-11页。拓晓堂曰:此稿“未见《陈寅恪文集》著录,仅见寅恪先生撰《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内容史料与此残稿不同”。其实,此稿即陈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章。
“六兵制”括注曰:“此章本题为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载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柒本第叁分,兹略增订,以为此书之一章。”图录所示1页,从文之开篇(壹)至(贰)之“每兵唯办弓刀一具”,与上古版基本相同,唯标点稍异,“择取”稿本脱“取”字,“八柱国”稿本脱“八”字,“李虎”稿本作“李讳”,“少保广平王元赞”,稿本作“淮安王元育”。稿本文字从《北史》卷六十。
2.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陈寅恪先生与王国维先生交谊颇深,并对王国维先生之学术理想有深刻的理解,其《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所言:“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陈先生自己坚持的学术追求。陈先生还撰有《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对王国维先生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做了精到的概括,也早已传播学林。陈先生另有《挽王静安先生》诗一首,有“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之句。这批遗稿中有《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拓晓堂言,上古版、三联版“均未录入”。不确。见上古版《寒柳堂集》中《寅恪先生诗存》。
其实,由于种种原因,陈寅恪先生的文稿散失的当有不少。曾见《收藏》2005年第3期载方继孝《陈寅恪吴宓手稿偶得记》一文,言作者2003年岁末在北京潘家园文化市场购藏冯承钧译伯希和《蒙古与教廷》手稿时,还得到1页文稿,为陈寅恪先生手迹,文曰:
冯先生译文正确(译文时有删节,但无害于大意),又间有经自己所发明者于原文后,甚有益于读者。惟外国字原文之有符号者,仍多未移写正确,将来付印时,似必须悉照原文一点一画皆不错误方妥。又如伯君原文注五十七云:“此文(指《册府元龟》原文)不言王玄策的实在官名而名之曰道王友颇奇”(伯君原文自得不解“道王友”之语),殊不知“王友”乃唐时之实在官名,并非朋友之泛称,如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志云:“王府官为友一人,从五品下”之类。若一一悉为考订改正,则限于目力,恐有所不能也。寅恪谨注,六月七日。
冯承钧(1887-1946),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在北京大学等校任教,著译甚丰。《蒙古与教廷》为其30年代译稿,迟至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据陈先生此文所云,此注曾是他审读冯先生译稿时所写。此注纠正了伯希和所注之误,体现出陈先生对唐史之熟稔。
二
其次,《陈寅恪先生遗稿》为陈寅恪先生著作的校订提供了依据。由于陈先生的著作有些生前未刊,如《柳如是别传》等,作于晚年目盲时期,倩人抄写,未能自己校订;有些生前虽已刊行,但陈先生治学谨严,文章有一再修改订补之习,如《陈寅恪先生遗墨》所收《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一文排印本上就有陈先生亲笔作的大量订补;还有一些是文集整理和出版时,由蒋天枢先生和编辑作了一些删改。上古版《陈寅恪文集》和三联书店版《陈寅恪集》虽然已作了一些校订工作,但仍然有继续校订的余地。
如《柳如是别传》,此稿是陈先生目盲后“然脂暝写”之作。上古版和三联版出版后,均发现了一些错误,有的是誊抄错误,有的是编校错误,《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0日、8月1日,就先后发表过陈福康《谈新版<柳如是别传>的校订质量》和三联书店编辑部《关于三联版<柳如是别传>的校订》两文,指出了两个版本存在的错误。又如《陈寅恪文集》中关于周一良部分的删改,如陈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前言部分言及周一良先生,为上古版《金明馆丛稿初编》所删,而《陈寅恪先生遗稿》则保留(参见拙文《<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文汇报》2007年6月3日“学林”版)。陈寅恪先生很重视自己文稿的保存,有一稿多抄之习惯,各本之间也会有不同。这批遗稿中有不少已收入陈先生文集的文章抄本和印本,可以和文集相校。拓晓堂先生已作了初步的校订,本文就不再举例。
三
再次,《陈寅恪先生遗稿》为研究陈寅恪先生的著述提供了许多资料。例如,陈先生晚年倾主要精力写就的《柳如是别传》,这批遗稿中就有不少关于柳如是和钱谦益生平事迹及其著述的研究资料,其中有柳如是研究笔记资料,1册,纸本,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制活页笔记本拟就。图录所示页有:河东君诗(神释堂诗话原文)、河东君条(三借庐笔谈)、西冷第十首(原文)小青事、“过孤山快雪堂”诗(自历身世与小青同)、倩人代作诗事、初访半野堂诗(原文)等。施绍莘西佘山居记等柳如是研究资料,1册,纸本,拓晓堂云:
此件一册,以不同纸张、不同笔迹抄写,装订而成。查其中内有:《施绍莘西佘山居记》兰笔抄,题为唐筼笔。《河东君文辑补》(不知何人书)。《砚堂见闻杂说》(同上)。《柳如是逸事所附词二首》(以下皆是唐筼手笔)。《蓼斋集》(资料选)。《一笑堂诗集》(资料选)。《陈眉公先生全集》(眉公府辞谱)。
按:此件均为关于柳如是研究的资料,当为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参考文献。
其他涉及钱谦益、柳如是研究的藏书有:钱牧斋先生年谱,清末铅字排印本,1册,纸本,内有陈寅恪先生批注;牧斋集补,丁均衡辑,1册,纸本,封面有“1964年录奉,寅恪先生签存,潘景郑谨赠”;牧斋集外诗、柳如是诗合集,民国铅字排印本,1册,纸本;牧斋有学集补遗,民国间抄本,1册,纸本;投笔集笺注,清宣统上海国光印刷所排印,1册,纸本;投笔集,民国初年抄本,1册,纸本。从这些资料和藏书,可以了解陈寅恪先生为撰写《柳如是别传》一书所作的学术准备和《柳如是别传》的史料来源,也可以感受陈寅恪先生的治学精神。
四
关于这批遗稿的来历,拓晓堂先生在序中仅言:“此次南国征集,得寅恪先生文稿等百余件,……另有寅恪先生藏书若干。”鉴于拍卖界的惯例,只要来源合法,拍卖者为收藏者保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从这批遗稿及藏书等物中,我们也可窥知其部分来源。
这批遗稿中有蒋天枢先生撰《楚辞新注导论》手稿1册,纸本;蒋先生书《参考书目》手稿2册,纸本。又有《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内载陈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别传缘起》一文,刊物封面上盖有“学术研究社赠”红印。由此可见,这批遗物中杂有陈寅恪先生身后之物,且有蒋天枢先生之物。据朱浩熙撰《蒋天枢传》(作家出版社,2002年11月版)载,《陈寅恪文集》出版后,蒋天枢先生仍继续广泛搜集关于陈先生论著、书信、笔记等各种资料,以便充实《陈寅恪文集》和《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87年,“陈流求再次来到复旦大学,同蒋天枢商议继续出版陈寅恪先生著作事。蒋天枢的身体每况愈下,业已无有精力承担此事,一应资料全部交付与陈流求。”据2006年11月3日上海《东方早报》报道,陈寅恪晚年为了更好保存文稿,1964年曾委托前来探望的学生蒋天枢代为保管,此事他曾用“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的诗句来记述。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了解到,此次上拍的正是40多年前“付托”的部分,这批文稿曾一度被上海图书馆收藏,和沪上研究者曾有渊源,“文革”后,被归还给陈氏后人,并辗转由现在的藏家提供给嘉德拍卖。又据2006年11月24日北京《新京报》报道,陈寅恪女儿陈流求致电该报记者,表示她认出这111种纸本中有13件能确定是其父亲笔迹及参与了出版的书籍。因有些遗稿在“文革”等特殊年代中丢失,此后去向她就不得而知了。陈流求怀疑这些遗稿的来源,并确定其姐妹不是这批遗稿拍卖的委托人。
据拓晓堂先生核对,岭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之《陈寅恪先生遗墨》中有136页内容与这批遗稿相同。其中第1-8页为《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已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第9-18页为《晋至唐文化史》,内题《东西晋南北朝天师道与政治关系史料之综合及结合》,当为陈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已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的资料;第19-36页为《敦煌研究(中国中古哲学史材料)》,其中有关于佛教入中国、目莲救母故事资料;第54-61页为《佛经翻译文学》;第62-64页为《禅宗文学》,其中有佛经翻译资料;第65-94页为《阙特勤碑考》之底稿;第95-114页为《蒙兀史料》;第114页为《菩萨本生发论疏藏文译本》;第115-138页为《借书附记》,从中可见陈先生阅读广泛;第139页为赵彦卫《云麓漫钞》“温卷”条抄;第160-172页为《大唐创业起居注》批本;第159页为《外族文字抄件散页》。据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载,陈先生1932年在清华大学讲授“晋至唐文化史”,为哲学系开“中国中古哲学”课,同年撰有《高鸿中明清和议条陈残本跋》等文,次年撰《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文。可见这批遗稿多为陈寅恪先生早年手稿。《陈寅恪先生遗墨》一书所收陈寅恪先生13件手稿,全部在这批遗稿内。据《陈寅恪先生遗墨》一书的出版说明所示:“这批陈氏遗墨,由广州藏家陈俊明先生提供。”由于《陈寅恪先生遗稿》的大部分内容与《陈寅恪先生遗墨》相同,可以推定《陈寅恪先生遗稿》的藏家就是陈俊明先生。陈寅恪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已无庸赘言,他的遗稿堪称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因此,我们由衷地希望这批遗稿能完整地重见天日,以推动陈寅恪研究以及史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
(高克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