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乍看这标题，定会有人回答，我国的文学报刊多得很，决不是几家，更不是两位数，少说也有百余家吧！

　　是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除了几乎所有老牌的文学报刊都复刊外，还涌现了许多新的文学报刊，甚而流传着“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之说。日前，某作家就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大学校园里，常见莘莘学子胳肢窝里夾着一本《人民文学》或《诗刊》，就像如今的大学生都爱提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样，是一种时尚。而如今，别说见不到大学生手里还捧着文学刊物，就连一般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里，怕也见不到当年风光一时的国刊和几大“名旦”了。

　　我查阅了《人民文学》杂志创刊四十年纪念册，《合订本作证》一文曾这样记述1979、1980年空前兴旺的情景:“这两年间《人民文学》每期推出少则一篇多达四篇的获奖作，订数高达一百五十万份。”到了1988年，韩少功、蒋子丹南下，创办《海南纪实》，创刊号就发行了140万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文学走向边缘、跌入低谷，文学报刊的发行量急速下滑，尽管跨入新世纪后逐年都有所谓“稳中有升”的消息发布，但实际征订数大都因羞于启齿而都成了必须严守的机密，不准对外泄露。据我所知，有些国家级的文学期刊，征订数仅一两千册。也可以说，除《收获》《十月》《当代》等极少数名牌刊物外，如今全国百余家文学报刊的发行总和，尚不及《人民文学》《海南纪实》当年一期的发行量。然而，分明是文学报刊大都处境窘迫、危机四伏，高唱文学报刊“大发展、大繁荣”者，却依然大有人在。殊不知一年又一年“谎报军情”，受害的反倒是文学报刊自身，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了。

　　二

　　尽管绝大多数的文学报刊都是惨淡经营，但几乎没有一家自动关张的，就现有的文学报刊总数而言，可能比上世纪八十年代还要多出几成。那么，一个个主编是怎样领着大伙儿过日子的呢？

　　其中最主要也是最见效的一个高招，就是四处奔波，拉赞助，找协办商。君不见，连一些老牌的国家级刊物的版权页上，除编委会的名单外，都赫然打出一个理事会的名单吗？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的顺序，不搞官场论资排辈那一套，而是完全看这些企业的出资多少而定。自然，成功的企业家财大气粗，来赞助一下文学报刊，也是值得称道的行善之举。但是，负面影响也须重视。前不久，在文学界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会议上，一位退休多年的老主编抱病发言，说他前些时在自家的刊物上读到了一篇质量很差的小说，心想如果是在他任上，是决不会签发的。后来他打电话一问，编辑部才向他交了底，说那是理事会某老板推荐来的稿子，不得不照顾一下人家的面子。只见他说到此痛心疾首地长叹一声，禁不住双手直打哆嗦。

　　其实，能成立理事会，由企业家们来帮助文学报刊渡过难关，也是一种能耐。如果事先有约定，理事会成员不干预版面，不掺和采写、编辑业务，主编严把稿件质量关，那也未尝不是一条报刊赖以生存和谋求发展的探索之路。然而，无论主编们如何神通广大，但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他们几乎使尽浑身解数去找关系、拉赞助，花在组稿、审稿、改稿和培养、扶植作家上的精力自然就少了。

　　三

　　文学报刊除了成立理事会而外，眼下最常见的一种自救方式是饮鸩止渴:卖版面。同行们都记忆犹新:改革开放初期，文学期刊的主编们，最看重的是下期刊物的头条，每期不抓到一篇打得响的发头条的佳作，就寝食不安。因此，编辑们也就想尽一切办法去组名家的好稿，为了争一篇名家好稿而“斗智斗勇”的事时有发生。总而言之，质量第一，读者至上，这是办刊的铁定原则。如今的刊物首先着急的往往是下期刊物有没有软广告。假若没有抓到软广告，刊物就得亏本，下月的奖金以至工资就发不出。

　　毕竟不是所有的文学报刊都在卖版面。最令人钦佩的是《收获》，不仅与“广告文学”绝缘，而且老主编巴金在世时就立下规矩，连正规的广告也不许刊登。巴老一生信奉作家是靠读者养活的。正因为《收获》坚持刊发高质量、高品位的纯文学作品，发行量才连年保持稳定，在文学期刊界荣登榜首。确实文学报刊一旦做起卖版面的营生，就会渐渐忘掉文学报刊姓“文”，而演变成姓“钱”了。

　　有些报刊的编辑、记者中也不乏“创收”的能人。在我并不宽广的阅读视野内，就曾多次见过一期4版的报纸登两三个版有偿评论及整本刊物只登一篇“广告文学”的巍巍奇观。试问，像这样被人们戏称为“站街女”或“穷庙富和尚”的报刊，还能称作为“文学报刊”吗？因此，放眼偌大的中国文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报刊，也许只有为数不多洁身自好的几家了。

　　作者：石湾